大學畢業時，爸說：“你一定要念一個碩士學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碩士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碩士是一定要的”？我沒問。爸爸對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開口了，我都很“上道”的照單全收，當然，也因為碩士大都很容易念，選個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九個月內就拿到碩士。
博士就麻煩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貪圖廉價人工的指導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邊幫忙，那一個博士學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
“沒問題，一個碩士。”我很有精神的覆誦一次，好像櫃檯後的日本料理師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學校。”爸進行第二階段的指示。
“沒問題，一流學校。”師傅覆誦客人點的第二道菜。
我當然很同意“念一流學校”的想法。我在大學四年，整天聽我有學問的好友阿筆，不斷告訴我西方最厲害的幾間大學，到底都厲害在什麼地方：柏克萊待了多少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又完成了什麼手術、德國的法學博士和美國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飯時要穿什麼、康乃爾的研究生為什麼自殺比例最高……聊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
對於在台灣各種爛學校混了十幾年的我們來說，沒事就把這些知識神殿的名字，在牙齒之間盤弄一番，實在是個方便又悲傷的娛樂。就像兩個台灣的初中男生，翻看著“花花公子”雜誌拉頁上的金髮兔女郎。夾雜著嚮往和民族的自卑。
爸對學位的指示，已經清楚收到。“一流學校、碩士就好”。輪到我對爸開出條件了。有風格的料理師傅，是不會任憑客人想點什麼、就做什麼的。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魚片，可是有風格的師夫，會決定此刻最適合做生魚片的，是哪一種魚。也就是說，你點歸你點，未必吃得到。
“爸，我只念我想念的東西喔。”
“可以，不要念太多就好。”
爽快。這是爸跟我隨著歲月培養出來的默契。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不過，老實說，“我取我需”的狀況，似乎比“爸取爸需”的狀況，要多那麼一兩百次吧。
我想念的東西，對一般的台灣爸媽來說，似乎有點怪。
我想學“舞台劇”。
還好我爸不是“一般的台灣爸媽”。
從小到大，爸從來沒問過我：“這有什麼用？”
“這有什麼用？”幾乎是我們這個島上，最受歡迎的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好像上好發條的娃娃，你只要拍他的後腦一下，他就理直氣壯的問：“這有什麼用？”
“我想學舞台劇。”“這有什麼用？”
“我正在讀《追憶似水年華》。”“這有什麼用？”
“我會彈巴哈了。”“這有什麼用？”
“我會辨認楝樹了。”“這有什麼用？”
這是我最不習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沒被我爸問過這個問題。
從小，我就眼睜睜看著爸媽做很多“一點用也沒有”的事情。爸買回家裡一件又一件動不動就摔破的瓷器水晶；媽叫裁縫來家裡量制一件又一件繁複的旗袍；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沒有的大菜；一圈又一圈堆倒又砌好的麻將，從來沒有半個人會問：“這有什麼用？”
“漂不漂亮？”“喜不喜歡？”“好不好吃？”這些才是整天會被問到的問題。
長大以後，越來越常被別人問：“這有什麼用？”才忽然領悟很多人，是隨著這個問題一起長大的。
我不大確定——這是不是值得慶幸的事。一直到，反覆確認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其實都沒有什麼用”時，才覺得自己運氣真好。
人生，並不是拿來用的。
愛情，光榮，正義，尊嚴，文明，這些一再在灰黯時刻拯救我、安慰我的力量，對很多人來講“沒有用”，我卻堅持相信這才都是人生的珍寶，才禁得起反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