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頓王朝的巴西爾二世：他的去世標誌黃金時代的結束，拜占庭帝國走向衰落
馬其頓王朝時期是拜占庭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其文化活動異常活躍，學術發展非常迅速，教育水平為整個歐洲地中海世界之冠，文化成果極為豐碩，出現了一大批在拜占庭文化發展史上聞名遐邇的傑出人物。現代拜占庭學家瓦西列夫認為，「這個時代經歷了拜占庭文化典型特徵的最清晰的展示，顯現出世俗因素和神學因素緊密結合的發展，或者是古代異教智慧和基督教新思想的融合，促使普遍的、包羅萬象的知識大發展，最終顯得缺乏原始原創的特徵」。
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學者「數學家」利奧，據說他通過深入研究修道院圖書館的藏書而獲得了淵博的學問。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私塾中傳授哲學、數學、天文學和音樂時，其學識為公眾所認可，並被皇帝任命為國家教授，享受俸祿。後來他在宮廷官學中擔任校長，繼續講授哲學，而在他任命的幾何學、數學、天文學和修辭學四大講席教授中，都包括他的親戚和資助人，也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學者佛條斯(Photios)。這所皇家大學一直得到皇帝的重視，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積極而熱心的支持者。正是由於這批著名學者的任教，馬其頓王朝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學識超群、能力不凡的優秀人才，而這個時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升。誠如現代拜占庭學家曼格所說：「可以肯定地說，在9—10世紀期間，希臘文學的水平大為提升，或者說變得更為精緻講究……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種情況在歷史寫作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另一位「大家」是兩度擔任過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佛條斯(Photios I of Constantinople，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位)，他一生都捲入當時的帝國政治漩渦之中，身處帝國上層，卻一直不懈地追求學問，完成了著名的讀書筆記，涉及290部380種古代作品。其博聞強記和融會貫通的治學能力，使他完成了青史留名的《書目》(Bibliotheca)一書，其中不僅對他閱讀過的每本書都作了多達幾行至十幾頁的記錄，而且附有讀者對它們的評價。現代學者統計，該書涉及的作品包括有233種基督教古書，147種異教或世俗古書，不包括教科書、詩歌和戲劇，全部屬於傳世精品。
正是佛條斯的學問使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並受到皇帝的賞識，一度擔任皇家教師。佛條斯還是傑出的思想家、卓越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外交家，憑借其學識兩度擔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職務。任職期間，他提出了教會和皇帝「雙頭權力理論」，確定了世俗和教會權力之間理想的關係模式，一度成為教會正統派的思想。但是，這樣的思想與皇權至上的政治實踐相對立，最終在886年利奧六世即位後，他被立即罷免，從此退出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圈，客死於亞美尼亞流放地。
作家普塞羅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年)也是馬其頓文化復興中的重要人物。他出生於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實之家，其父母極為重視對他的培養，送他師從當時多位學者，故而造就了他教俗知識兼通的學問，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他屬於當時思想活躍、學識淵博的學術新星，在首都知識界脫穎而出。36歲時，他進入奧林匹斯山修道院研修，不久重返首都政界，成為宮廷學者，在多位皇帝庇護下鑽研知識，並在當時的文化建設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政治和學術作用，曾任帝國哲學院院長，類似我國古代「翰林院大學士」。
普塞羅斯是位多產作家，其流傳後世的作品涉及歷史、哲學、神學、法學、韻律詩歌、散文、札記和書信。其《編年史》主要涉及976—1078年間的政治和軍事，其文風深受古希臘歷史作家的影響，即在敘述中始終強調大自然的作用，注意從現世事物中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並根據自己的觀察分析勝敗得失的原因，這在用神學理解歷史事件的拜占庭作家中並不多見。正因為如此，他筆下的人物和事物幾乎都充滿了矛盾，他總是力圖從人性的缺陷中追尋失敗的原因。普塞羅斯的作品價值還得益於他豐富的經歷，許多關於皇帝和宮廷生活的描寫來自其親身近距離的觀察，因而比較可靠，成為後人反覆引用的資料來源。他晚年失勢，在貧窮和失落中去世。
馬其頓王朝的幾位「文人」皇帝也值得提及，他們雖不是治國理政的能手，但不僅終生致力於學問，著述高深，佳作豐碩，而且由於他們對知識和學術的由衷熱愛而催生了追求高雅智慧的文化熱潮。拜占庭歷史上第一位親自撰寫文史書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他雖然生於皇家，身為皇帝親生兒子，但卻命運多舛，其皇家繼承人的身份長期得不到承認，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權力中心長達40年。
但是他的這種特殊經歷為他提供了生活條件優越而又置身權力鬥爭之外的環境，因此也為他追求學問，實現其好學天賦創造了條件。他一生向學，熱愛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學術，褒獎各種文化活動，吸引大批學者在其周圍，推動了「馬其頓文化復興」。他是真正的學者，親自參與和撰寫多種文體的作品，在其多部關於拜占庭帝國軍區、政府、宮廷禮儀的著作之外，他還主持編纂了《皇帝歷史》這類史籍。該書共分4卷，共20多萬字，涉及813—961年間的王朝政治史。他還為後人留下了《禮儀書》、《帝國政府》、《論軍區》等極其重要的文獻，都成為今人研究的主要依據。
他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圖書整理編纂計劃，整理出珍貴的古籍文本，例如《農書》(Geoponica)涉及古代晚期的農業，《獸醫學》(Hippiatrica)涉及當時的獸醫科學。君士坦丁七世還下令編纂了醫學百科全書和動物學百科全書，而最浩大圖書整理計劃是《史典集成》(Excerpta historica)，它是從歷史作品中廣泛挑選出來的作品摘錄集，涉及從希羅多德時代一直到9世紀修道士喬治(George the Monk)時期的所有作家。從該書主題標注的「皇帝的敕令」、「勝利」、「公開演講」、「狩獵」、「婚姻」和「發明」等53個題目可以看出，整部書相當浩大，如此豐富的藏書編目大概只有皇帝有能力進行編纂，這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我國的《冊府元龜》、《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提到君士坦丁七世下令編纂的曆法、眾多聖徒傳記(約148部)、百科全書式作品《文通》(Souda，直譯「問學之道」)，後者包括大約3萬個詞條，按照字母排列，涉及難解的詞彙、歷史註釋、文學詮釋、諺語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識。類似於君士坦丁七世這樣的皇帝還有利奧六世，其立法活動十分突出，這裡就不詳細說明了。
這個時期的文化復興是與尚古熱潮密切聯繫的。例如《歷史》一書的作者利奧(Leo the Deacon，950—994年)就是一位尚古作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被比喻為古代的英雄，他筆下的皇帝尼基弗魯斯二世被比喻成赫拉克勒斯再世，皇帝約翰則變為復生的提丟斯，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斯拉維奇被視為阿喀琉斯的後裔。但是利奧篤信上帝的力量，確信命運是無法擺脫不能對抗的，而一切成功都體現了神意的意旨，所有的失敗和災難都是上帝對人的懲罰。其作品中滲透的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多多少少具有古典悲劇「命運」主題的影子，只不過上帝代替了古典的神祇。像利奧這樣的作家並非少數，例如編年史家「大官」西蒙(Symeon Logothete，10世紀人)、《簡明編年史》作者約翰·斯基利奇斯(John Skylitzes，11世紀人)、《編年史紀》作家「懺悔者」塞奧發尼斯等都具有強烈的尚古精神。
正是在這個熱潮中，文學藝術也出現了特色鮮明的模仿古典作品的時尚，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和波裡比阿，詩人荷馬和赫西俄德，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演說家德摩斯梯尼等人的作品都受到了當時作家的追捧和模仿，這個時期的一批傳世佳作都映射著古典文史哲作品的影子。這樣的復古方式後來在拜占庭帝國衰落時期一再出現，從此沒有消失，反映了拜占庭知識分子企圖在古典學問中尋求精神出路的願望。
馬其頓王朝統治時期，拜占庭社會相對穩定，其內政和外交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拜占庭歷史發展的黃金時代在馬其頓王朝之後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該王朝統治末期，由於軍區制瓦解，小農和農兵階層迅速消失，帝國賴以維繫的小農經濟基礎被瓦解，大地主貴族勢力崛起，中央集權遭到地方分裂力量的破壞，拜占庭國家因此趨於衰敗。
1025年冬季異常寒冷，巴西爾二世偶感風寒，一病不起，12月15日去世。他的去世標誌一個時代的結束，拜占庭帝國從此走向衰落。其弟君士坦丁八世不僅無能，而且繼承皇權不足3年也死於冬季流感。他的3個女兒或沉湎於修道生活，或熱衷於驕奢淫逸的宮廷生活。皇權旁落，軍政大貴族勢力乘機左右朝政，拜占庭帝國由此進入其衰亡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