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給理想一點時間。很多時候，人類一不小心誤會了自己，把自己想像得太過聰明，或者不夠聰明，而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誤會澄清。
你相信頭腦還是心靈？一次聊天中，一個朋友問。
我說我相信時間。
在總結國民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國民黨沒有展開土改，”因而失去了農民。相比之下，共產黨這邊土改搞得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做主人。農民分到了土地，於是參加革命保衛勝利果實。
其實，嚴格說來，國民黨在大陸期間也不是沒有土改願望。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眾所周知，蔣介石政府也不是沒有動作。從1930年頒布《土地法》到1946年《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從20年代末浙江二五減租運動，到蔣經國贛南土改實驗，國民黨並非沒有意識到“平均地權”對於爭取人心的作用。
問題在於，與“暴風驟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國民黨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謂暴風驟雨式土改，其實是自古以來農民起義的升級版，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該殺殺，該分分。當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單是起義，還有一整套革命話語和儀式來賦予其意義。於是“剝削”、“翻身”、“階級鬥爭”這種陳勝吳廣們沒能想出來的詞彙開始成為日常用語，於是有了“訴苦會”和“鬥爭會”這種“制度創新”。
而所謂和平土改，核心即贖買，政府用土地債券從地主手裡買地，再讓農民用數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從政府手裡低價買地。好處是地主和農民可能雙贏：農民最後得到了土地，地主則得到了資本。國民黨在大陸期間沒來得及、也無力大規模推廣和平土改，到台灣後推而廣之，結果幫助很多台灣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灣的工業化進程。雖然中間也有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過土改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轉向工商業，推動了台灣經濟起飛。
既然更接近雙贏，為什麼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沒有市場？仔細想來，無非是因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種一夜之間“你的就成了我的”的變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許經濟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潤低。一顆鑽石放在你面前，一個人告訴你，你現在就可以免費得到它，另一個人告訴你，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擁有它，你跟誰走呢？
自由主義在整個20世紀被左翼或右翼激進主義圍追堵截甚至一度節節敗退的命運，甚至今天仍難以在民眾中扎根擴散，根源也許就在於這個“慢”字。當激進主義向民眾許諾立竿見影的變革時，自由主義許諾的只是漫長生長期之後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變化，激進主義的前提必然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從而為一元化權威體制鋪平了道路，而自由主義則意味著人人各自為政，只通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形成合力。激進主義交給你一個救世主，而自由主義僅僅是將你交還給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嗎？“一個強大到可以給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強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體化運動，正是對此的說明。鑽石捧在手裡還沒捂熱，後來通通交到國家手裡。到50年代末，台灣農民開始實現“耕者有其田”，大陸某些地方卻出現天災人禍。那些不幸死於饑荒的農民是否想到，他們忍饑挨餓的痛苦與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間，有種隱秘的聯繫。
相信時間，就意味著相信除了千千萬萬人日積月累的努力，歷史沒有進步的捷徑。對於渴望一夜之間得到解放的人們，這可真令人掃興。
在總結蘇東轉型之艱難時，一個解釋是：制度也許可以一夜之間改寫，但是企業家精神、商業頭腦、市場意識，只有通過漫長的學習才能形成。對於急於宣佈轉型本身是個錯誤的人，顯然又忘記了“時間”這個因素。20年後的今天，蘇東諸多國家經濟都逐漸步入了良性增長，再次證明時間的力量。眾所周知，燉好一鍋肉，油鹽醬醋等調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燉”這個環節卻總不可少。
歷史也許會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進，某代人可能會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過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專制者中，時間是最專制的那一個。很多時候，人類一不小心誤會了自己，把自己想像得太過聰明，或者不夠聰明，而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誤會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風波後，總理納吉因為失去“立場”而被判決絞死。在庭審中，他拒絕要求法庭寬大處理，並說：“我知道另一個納吉審判會為我平反，總有一天還會有對我的重葬儀式”。1989年6月16日，“總有一天”到來了，匈牙利舉行了納吉的重葬儀式，10萬民眾參加了該儀式。
納吉相信時間，他贏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