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影響人類歷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君主論》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創作的政治學著作，1532年首次出版社。
迄今470多年，從西方到東方，在政界、宗教界、學術等領域引起巨大的反響，被西方評論界列為和《聖經》、《資本論》等相提並論的影響人類歷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2015年11月，被評為最具影響力的20本學術書。
內容簡介
《君主論》是對佛羅倫薩乃至整個意大利幾百年間的"政治實驗和激烈變革"以及馬基亞維利本人多年從政經驗的理論性總結。較為完整地闡述了馬基亞維利的君主專制理論和君王權術論，它對意大利長期戰爭分裂的原因進行了總結，並提出了實現意大利的統一的方案--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試圖把但丁的統一思想與君權思想付諸實現，盡可能深入權術問題，直接向君主提出種種實行辦法。
創作背景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割據勢力十分嚴重，各城邦國家間的彼此仇視使意大利喪失了中世紀時期在商業和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因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備受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蹂躪。馬基亞維利主張建立統一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結束意大利的分立狀態。
馬基亞維利出生在佛羅倫薩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親曾是一名律師，但當他出生後，家中除了四壁圖書外已經一無所有，所以他沒有多少受教育的機會，完全依靠自學。
1494年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的統治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國。1498年馬基亞維利出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任共和國執政委員會秘書，負責外交和國防，經常出使各國，會見過許多執掌政權的人物，成為佛羅倫薩首席執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羅倫薩的僱傭軍軍紀鬆弛，極力主張建立本國的國民軍。1505年佛羅倫薩通過建立國民軍的立法，成立國民軍九人指揮委員會，馬基亞維利擔任委員會秘書，並在征服比薩的戰爭中，率領軍隊，親臨前線指揮作戰，1509年比薩投降佛羅倫薩。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皇的矛盾中，他到處出使遊說，力圖使其和解，避免將佛羅倫薩拖入戰爭，並加強武裝以圖自衛。但當他1511年前往比薩時，教皇的軍隊攻陷佛羅倫薩，廢黜執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羅倫薩。馬基亞維利喪失了一切職務。
1513年馬基亞維利被投入監獄，受到嚴刑拷問，但最終被釋放，已經一貧如洗，隱居鄉間，開始進行寫作，據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傍晚時分，我回到家中的書桌旁，在門口我脫掉沾滿灰土的農民的衣服，換上我貴族的宮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宮廷，遇見過去見過的人們，他們熱情地歡迎我，為我提供單人的食物，我和他們交談，詢問他們每次行動的理由，他們寬厚地回答我。在這四個鐘頭內，我沒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煩惱，貧窮沒有使我沮喪，死亡也沒能使我恐懼，我和所有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為但丁曾經說過：學習產生的知識將永存，而其他的事不會有結果。我記下與他們的談話，編寫一本關於君主的小冊子，我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時也考慮到他們的臣民，討論君主究竟是什麼?都有什麼類型的君主?怎樣去理解?怎樣保持君主的位置?為什麼會丟掉王位?對於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讓你永遠高興，肯定不會讓你不高興，一定會受到歡迎。"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兩部名著《君主論》和《論蒂托·李維的最初十年》。
作品思想
全書討論了"君主國是什麼，它有什麼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什麼會喪失"的問題。對於這一系列問題的探索，作者摒棄了中世紀宗教教條式的推理方法，從歷史的經驗角度出發，以"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為依據，認為國家的產生是出於人性本身的需要，並不是上帝的意志，從而否認了君權神授。他大膽地將政治與倫理道德分離，認為政治的基礎不再是倫理道德，而應由權力取而代之。全書共26章，前11章論述了君主國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下去，強調有勢力保護國家容易、反之則難，君主應靠殘暴和訛詐取勝;12-14章闡明軍隊是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君主要擁有自己的軍隊，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是君主惟一的專業。後12章是全書的重點，全面論證馬基亞維利的術治理論。
書中對不同類型的君主國做了明確的區分：如世襲君主國、混合君主國、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於幸運而獲得的新君主國、市民君主國和宗教君主國等等。啟示實行統治的君主們如何參照別國的歷史經驗，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建立適合自己的君主政體。這無疑是一個君主在立國之初首先考慮的原則。君主立國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基點放在自身的力量上，凡是這樣做的，日後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沒有多少困難。這是馬基亞維利對君主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提出的第二條原則。任何一位君主或政治家要想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必須學會政治統治的方法，這就是君主的基本行為原則，既是書中的重點，也是後世爭論的焦點。
《君主論》將君王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截然分開，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它認為，人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有兩種鬥爭方法，一種是運用法律，一種是運用武力。前種方法是人類特有的理性行為，而後者則是獸性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現實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從心，迫使人們必須訴諸後者。這就要求君王必須懂得如何善於運用野獸的行為進行鬥爭，做君王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肯定會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兇猛如獅子。獅子不能防禦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發現陷阱，做獅子是要嚇走豺狼。
《君主論》主張一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事業或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應該大刀闊斧，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非用暴力解決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義，倫理道德可以拋棄不管，因為目的高於手段。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習慣於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君主論》還主張君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國家中佔有顯要的地位，這並不是因為宗教的真實性，而在於它是聯繫社會的紐帶。《君主論》中關於教會王國的論述中指出："教會王國在取得政權以後，便受到宗教習慣的保護，這種君王不需要有軍隊，因為他們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他們顯然是由上帝所樹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著，如果輕易地對它加以評論，那就是狂妄無知的行為。
馬基亞維利在《君主論》中比較了各種軍隊的特點與優劣，強調了建立自己的軍隊的必要性，同時還描述了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任，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僱傭軍、援軍以及混合軍對君主的危害，呼籲君主建立自己的軍隊以保衛國家與人民。馬氏在書中還詳細描繪了君王的治國之道，強調君主應該是殘酷的、令人畏懼的，以及一位賢明的君主在維持國家方面的重要性。
在政治手段問題上，馬基亞維利認為，用注定要失敗的方法去追求某個政治目標是徒勞的，即使為了一個很好的目的，也必須要選擇能夠實現它的手段。手段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不要去管手段本身給人的感覺是善與惡，而要按照純粹的科學方式去處理。成功的意義在於達到目的，不管這個目的是什麼。假若世界上有一門"成功學"，專門研究惡人的成功，肯定會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樣好。因為惡人成功的事例比聖賢成功的事例並不少，有時反而更多。如果這門學科成立，對聖賢和惡人同樣有用，因為聖賢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惡人一樣，希望自己成功。
後世影響
1532年，羅馬教皇克萊門特七世親自批准出版該書。在以後的二十年內該書曾重版了二十五次，影響極大。但是，不久，抨擊《君主論》的浪潮開始聚集。議會下令焚燬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在羅馬，馬基亞維利被視為異教徒;到1559年，《君主論》在歐洲被列為"禁書";天主教和新教也聯合起來反對馬基雅維利。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當時，席捲美國、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宗教改革運動方興未艾，意大利要求自由和統一的政治革命在1870年達到高峰。於是，馬基亞維利的著作才得以恢復名譽，馬基亞維利的思想又得到首肯。
《君主論》成了歷代君主和統治者的案頭書，馬基亞維利在《君主論》裡所闡述的君主統治和政治權術的理論，即"馬基亞維利主義"，也成了後世一切統治階級鞏固其統治的治國原則。
英王查爾斯五世對《君主論》"愛不釋手";
奧立維·克倫威爾一直珍藏著一份《君主論》手稿的複印件;
法國國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殺時隨身還帶著《君主論》;
普魯士弗雷德裡克大公把《君主論》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
路易十四把《君主論》作為每天睡前的必讀書;
人們在清掃滑鐵盧戰場時，在拿破侖的用車裡找到一本寫滿批注的法文版《君主論》;
俾斯麥熟諳《君主論》，被人稱為是馬基亞維利主義的虔誠的門徒;
希特勒說，他一直把《君主論》放在桌上床邊，經常從中吸取力量;
墨索里尼則對人說："我認為，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是政治家最高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勿庸置疑，在卡爾·馬克思之前，還沒有一個人像馬基亞維利那樣，對人類政治思想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他被稱為"政治學之父"是受之無愧的。
作品評價
列奧·斯特勞斯："馬基亞維利的著述《君主論》使政治哲學與古希臘羅馬傳統發生了決裂，特別是與亞里士多德發生了決裂，它表現出一種全新的特性。"
馬克思："馬基亞維利在書中的闡述使政治的理論觀點擺脫了道德， 而把權力作為法的基礎，從而將政治學的基礎由道德轉向了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