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南文明與吳哥文明的締造者：柬埔寨王國
柬埔寨王國(The Kingdom of Cambodia)是東南亞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扶南文明和吳哥文明，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留下了絢麗的篇章。扶南是柬埔寨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國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7世紀初。吳哥王朝是柬埔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從公元9世紀初沿襲至公元15世紀初。璀璨奪目的高棉文化猶如一顆明珠鑲嵌在中南半島廣袤的大地上，永遠閃耀著耀眼的光芒。柬埔寨強盛之時，有「富貴真臘」的美稱，雄踞東南亞，操控海上貿易，建立和發展與中國歷代王朝的官方朝貢貿易關係，頻繁與印度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從印度引入婆羅門教和佛教，儼然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泱泱大國。只是從公元13世紀末以降，柬埔寨不斷受到暹羅、越南等強鄰的入侵，致使大片國土淪喪，被迫多次遷都，國勢由強轉衰。近代，由於經受了法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時間長達90餘年，結果是國破家亡，民生凋敝，滿目瘡痍，哀鴻遍野。1953年獲得國家和民族獨立以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和平發展時期。但好景不長，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又陷入20多年的內戰與動亂。直到1991年《巴黎和平協定》簽訂後，柬埔寨王國才真正走上了和平、獨立、中立的發展道路。
柬埔寨的歷史，是一部輝煌與屈辱相糅雜、成功與失敗相交替的歷史。柬埔寨人民既創造了傲世的驚人成就，也經歷了慘不忍睹的悲痛。他們是值得我們同情和尊敬的。自古以來，中國和柬埔寨就有著頻繁的友好交往，中國與扶南外交關係的建立，實際就是古代連接中國與海外交通的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的開始。海上絲路見證了扶南古代文明的發生和發展，傳遞和保存了扶南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貿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沒有海上絲路，就不會有中國古代的官員、商人、僧侶、學者、水手和移民來到東南亞地區，也就不會有中國歷代留下來的根據這些人親身見聞記錄的歷史文獻。這些歷史文獻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的唯一性、真實性和無可替代性。所以我們說，海上絲路傳遞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內的東南亞各國的古代文明信息，是海上絲路的一大重要歷史貢獻，這個功績在海上絲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
早在公元1世紀，中國漢朝政府就派出使節，從廣西合浦港出發，乘船經現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羅灣，步行穿越克拉地峽，然後再乘船至印度。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漢使行程。漢朝的使節曾經路過扶南，這是不爭的事實。遺憾的是，沒有漢使曾經專門訪問過扶南的確鑿記錄。
現有的確鑿證據證明，扶南與中國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卷三)。
自漢朝以後，三國時期、東晉西晉、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臘所滅，時間跨度達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條海上絲路一直保持著暢通。三國時期，吳國交州刺史呂岱派官員朱應、康泰出訪扶南。歸國後，朱應作《扶南異物誌》，康泰作《吳時外國傳》。這是世界上最早關於扶南的兩部專著，惜已失傳，僅留片段記載於《太平御覽》等類書中。有人從這些類書中將有關條目輯錄出來，編輯成書，使亡佚的《扶南異物誌》和《吳時外國傳》得以部分復活，便於學者進行研究。
柬埔寨扶南時期的歷史，柬埔寨自己都沒有記載，全靠《扶南異物誌》《吳時外國傳》的殘卷，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的記載，才得以勉強湊成斷斷續續的歷史。
而柬埔寨的吳哥文明之所以能夠保存至今，並為世人所重新認知，完全是因為元人周達觀寫的《真臘風土記》。公元1295年，元成宗鐵穆爾遣使真臘，溫州人周達觀作為翻譯隨使團而行。次年至該國，居住一年許始還。周達觀回國後，根據親身見聞寫了《真臘風土記》，成為世界上僅存的最早全面記錄柬埔寨吳哥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社會、風俗等各方面情況的專著。
繼周達觀訪問吳哥後一百多年，即公元1431年，暹羅人攻佔了吳哥城，柬埔寨人被迫遷都，吳哥王朝從此走向衰亡。直到公元19世紀，沉睡於熱帶叢林中數百年的吳哥遺址才重新被喚醒，而《真臘風土記》則是打開吳哥秘境的鑰匙。1858年法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亨利· 穆奧到湄公河流域考古探險。《真臘風土記》的西文譯本，使他相信吳哥文明不是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在暹粒嚮導的帶領下，用砍刀劈開密林，終於發現吳哥寺高聳的塔尖。亨利· 穆奧是把吳哥遺址信息傳遞出去的第一個西方人。隨著吳哥遺址被逐步清理修復，吳哥研究成了一門顯學，吳哥文明之謎被一個個破解，而解謎的依據正是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由於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柬埔寨的古代史才得以清晰、真實地存活下來。西方學者所著關於柬埔寨的歷史著作，包括霍爾的《東南亞史》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劍橋東南亞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和大衛· 森德的《柬埔寨史》 (David P. Chandler:A History of Cambodia)等史學名著，它們都是靠徵引中文史料才得以完成的。由於西方漢學家對中文(特別是文言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趕不上中國學者，在翻譯和引用中文史料時難免發生一些錯誤，造成歷史誤會。因此，由中國學者來重新撰寫和詮釋柬埔寨古代史，無疑具有更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