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個紅包
高三那年，父親被查出晚期直腸癌，住進醫院。接到病危通知書後，我不知道父親還有沒有機會回家。在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父親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頭的手,將一把鑰匙放到我手心說:「兒呀,有樣東西我本... 高三那年，父親被查出晚期直腸癌，住進醫院。接到病危通知書後，我不知道父親還有沒有機會回家。在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父親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頭的手,將一把鑰匙放到我手心說:「兒呀,有樣東西我本想親手交給你,可現在只能讓你自己回家拿了。」家裡為了給父親治病已經一貧如洗,父親還能給我什麼?
後來，父親已無法進食，也說不出話，手上的血管再也打不進液體。那天，他「嗯呀」地從喉嚨裡擠出一絲聲音，我湊近細聽，聽出是「鑰匙」兩個字。父親的臉憋得通紅，我這才想起他給我的那把小鑰匙。父親睜大空洞的雙眼盯著我，張了張嘴，嘴角抽了抽，頭一歪，便沒了氣。
白床單覆蓋了父親的臉，我雙腿發軟，跪倒在他面前，心臟像被剮成了一片片。父親走了，我彷彿成了一截無根之木，輕飄飄的，全身虛空。辦完喪事，我用那把鑰匙打開了父親的抽屜。抽屜裡有個發黃的小木盒，裡面放著18個紅包。
最舊的那個紅包已變成豬肝色,封皮上有兩行模糊的蠅頭小字,我認出是父親的筆跡：兒子,從現在開始,爸爸每年會將從單位領到的新年紅包,連同吉祥如意留給你!落款是「1990年正月初八」。那是我出生後的第三天。撫摸著發黃的字跡，我彷彿看到年輕的父親嘴角含笑，正虔誠地為新生的我寫下期許和祝福。
父親是個溫和的人，不抽煙不喝酒。最大的愛好是做飯。每次他炒的菜被我一掃而光時，他便會摸著我的頭「嘿嘿」憨笑。雖然父母都是普通職工，收入不高，但日子過得平靜幸福。
20世紀90年代末，父親的單位開始走下坡路。拖了兩年，後來連工資也開不了，父親只好去拉保險。他穿著極不合身的舊西裝，提著又大又沉的業務包，臉上堆滿刻板的笑。他結結巴巴跟客戶解釋保險，緊張得打顫，不停地用手抹腦門上的汗珠。
我撫摸著兩個薄薄的、封皮印著保險廣告的紅包，淚水再次模糊了雙眼。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再不會躲在角落裡嘲笑父親蹩腳的推銷。我要大方地走過去，為他拎拎包捶捶背。
父親早出晚歸，還是拉不到多少業務。春節後，父親耷拉著腦袋到處找工作。小小縣城裡活難找，父親只好去學開車，後來總算在公交公司當了司機。
最後一個紅包，是2008年的，裝著125元錢。那時，父親剛動完手術，生命朝不保夕，時時需要救命錢。他不僅沒動用這些紅包，還從醫藥費中摳出了珍貴的125元!
平靜的日子，父親將祝福裝成紅包；貧窮落魄的歲月，父親將溫暖裝進紅包；生命最後的時光，父親將希望裝進紅包。我數了數，18個紅包裝著5252元錢，讀起來正是「吾愛吾兒」！
（何佳摘自《現代家庭》
2009年4月上半月刊,胡博綜圖）
（搖搖屋故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