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中國保健科技學會國際傳統醫藥保健研究會稱，從全國16個盛直轄市轄區內各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調查發現，北京人亞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亞健康率是百分之73.49%、廣東的亞健康率是73.41%，這3個地區的亞健康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北京更是高居首位。
●「過勞死」一詞緣自日本，最早出現於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繁榮時期，它並不是臨床醫學病名，而是屬於社會醫學範疇。在日本它被定義為：由於過度的工作負擔(誘因)，導致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惡化，進而引起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環器官障礙，使患者死亡。在過去的5年，日本有幾位市長因嚴重的疲勞而「過勞死」。有人統計，日本每年有1萬人因過勞而猝死。
●有調查結果表明，慢性疲勞綜合症在城市新興行業人群中發病率為10%至20%，在某些行業中更高達50%，如科技、新聞、廣告、公務人員、演藝人員、出租車司機等。慢性疲勞綜合症(簡稱CFS)，是由美國全疾病控制中心於1987年正式命名的。據估計，美國每年有600萬人被懷疑患有「亞健康」。
●一項針對上海、無錫、深圳等地對1197名成年人健康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66 %的人有多夢、失眠、不易入睡等現象；經常腰酸背痛者為62%；記憶力明顯衰退的占57 %；脾氣暴躁、焦慮占48%。
●2002年7月，北京國際抗衰老醫學中心一項研究成果表明：目前中國高收入人群的過速老化趨勢已經超過歐美國家水平，在對64例病案的臨床統計顯示，35歲至45歲的高收入者機體老化速度明顯加快，在接受抗衰老治療的有7成人的功能年齡明顯超過自身的自然年齡，其中功能年齡平均超齡高達15至20歲，生物年齡平均超齡10至13年。據介紹，發生超過自然年齡的機體過速老化就會使一系列老化疾病提前發生。特別是高收入人群，如果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非常容易導致老化的加速。
1997年3月的一天，李意欣的身體突然垮掉，幾乎無法正常工作。
簡單地說，李意欣成了一個「亞健康」病人。按照醫學上的解釋，他的身體狀態介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由於工作壓力繁重，已經超出了身體所能承受的負荷。
從李意欣他自己在1997年剪下來的一張報紙上，我看到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把這種狀態診斷為「慢性疲勞綜合症」。
在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出現過許多這種病人，不過那裡的稱呼更直接更可怕：「過勞死」。
2002年5月，一項來自「中國國際亞健康學術成果研討會」的數據則表明：中國已有7成人處於亞健康狀態。數字竟然如此大，相信包括了在城市裡忙碌著的你和我。
據李意欣描述，當時的自己處於一種嚴重的亞健康狀態，情形就像日本人的那種過勞死，不過是死前。
得病的那一年，李意欣27歲，在上海工作，是一家國際性公關公司的首席代表，工作經驗總共是7年。
李意欣說自己應該屬於最早期一批進入外資公司上班的中國白領，最早在工作上直接面對國際化，同時也是最早感覺出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碰到的身心困境。
1998年9月，由於病況沒有顯著改善，李意欣決定正式辭職，開始全身心投入治玻從上海到北京到福州，從西醫到中醫，至今已經歷時數年，耗費積蓄30多萬，為一般人所不能想像。
2002年北京的夏天，我們與李意欣取得聯繫，進行採訪。
病人
六七月間的北京，天氣不好。沒有太陽，空氣不流通。似乎有場大雨，卻總是憋著不下來。
李意欣說我來得不是時候，因為這幾天他的狀態不太好，有許多雜事，生活與心情都亂了，不能談太多的話。他先邀請我去他那裡住下。李意欣在北京方莊一個租來的公寓裡已經住了兩年多。
←李意欣的廚房，也是煲藥的地方。
屋子裡隱約飄蕩著一股中藥的味道。很簡單的佈置。21英吋的彩色電視機被調成淺色調，這是因為主人不願意看到太艷亮的屏幕畫面。
李意欣一直一個人住，他認為這樣自由方便，心理上也舒服。當然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他的這種病，與一般的病人不同，得依賴自我調理，需要安靜和獨立空間，包括精神空間。
這天晚上，在我的眼裡，並沒有覺得李意欣跟平常人有什麼不同，除了有一點黑眼圈外。
李意欣的晚飯時間都是9點以後，自己做。電視機打開，在廚房裡一邊做飯一邊聽，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已成規律。晚飯則很簡單，但會很注重營養的搭配，比如經常給自己煲湯喝，會考慮補充蛋白質之類的問題。晚飯後李意欣開始煲藥，晚上喝一碗，明天早上喝一碗。
李意欣目前與一個在福州的大夫倪法沖每月用Email聯繫，匯報病情，醫生開藥方，然後在北京的藥房裡抓藥，再把用藥後的反應告訴醫生。這樣已經延續了快兩年。每隔幾個月，李意欣還會飛去福州讓大夫親自望聞問切一次。
「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最隨便的我，穿T恤，以前我都是西裝，白襯衫。」李意欣特意跟我說這點。作為一個曾經在外資公司上班的高級員工，或者說，作為從小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上海人，形象和儀態是很重要的。李意欣以前是在老上海的法租界裡長大的，小時候就知道，一個男人要有一套好西服。
如今在北京，李意欣一個人，為自己的身體努力著，生活雖然與以往不同，但在每天出門前，依然會花很多時間梳理頭髮。「我想過，哪怕有一天去山區教書，我什麼都可以沒有，但唯一不可以放棄的是，每天梳理好自己的頭髮。因為這是上海人的符號。」
李意欣不會在別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病態，我想這既是性格的原因，也是上海人和公關人的原因，職業和專業的原因。
而無論從哪方面看，李意欣都是一個特殊的病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是如此強烈地認為。
病發
「我的病是突然發生的。那天，先是失眠，很反常地，頭暈，接連幾個晚上睡不著，吃安定片也不見好。腹瀉，怕見陽光，看到的東西都是模糊的。說話說不出，感覺氣是斷的，只能到喉嚨這裡。走在路上，發現女孩子走得都比我快。走不了500米就滿身冒汗。如果有人推我一下，就會倒下。」
「去查西醫。醫生不能置信地看著我：不會在這個年齡成近視眼吧？開了眼藥水，一周後視力從0.5恢復到1.5。不是近視。那是什麼？在醫學上沒法解釋。去健身房鍛煉，超負荷的運動對於幾乎崩潰的體質只是讓它更疲勞。有人建議我去看一個專家門診，看了三四個月，身體仍是一路糟下去。」李意欣狀態好的時候思路清晰，善談，聲音響亮，走路風風火火，比我還快。
不過李意欣說回憶過去還是痛苦的。「剛剛得病時，我突然有感覺，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種狀態了，沒有了神氣，沒有了傲氣。」李意欣甚至形容自己過去的狀態，是一種趾高氣揚的狀態。
那段時間確實是意氣風發。1997年，時值27歲的李意欣，已經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波音公司」做了5年公關，並且因為工作出色成為波音駐中國的首席公關顧問兼發言人。
「忙的時候，我都是凌晨兩三點回到家。沒有週末，每個星期都要寫很多報告。當時我20幾歲，卻經常要給美國50多歲的人做顧問。我沒有出過國，沒有留過學，只有拼，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孤軍奮戰。看文件，收集材料，整天都生活在信息之中。我所服務的客戶，每一件事可以說都是國際性的。我們經常說，飛機一起飛，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情了。工作壓力很大。我的起點是那麼高，一開始就要跟世界一流的人一起工作，要用世界一流的觀念進行思考。那時就覺得自己已經跟一般的中國人不一樣了。」
「這對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挑戰？我的英語不太好，但事事要按他們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一想到這對我是個歷史機會，我將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的每一分進步都是中國的進步，一想到這些，我就一切都不計較了。」李意欣的希望是，成為一個中國公關行業的先鋒者。
雖然天天都回家，卻見不到家裡人。李意欣的妹妹有一次見到他，驚說，已經一個月沒見過哥哥了。沒有時間和家人交流，李意欣的母親甚至不知道「波音」是什麼，一直都以為是「播音」。
「有一次下班坐著公共汽車回家，看著一對對的年輕情侶，不禁想，為什麼別人可以這樣開開心心？我才20多歲，我也需要愛情、親情，需要關懷、愛護……在當時中國那個經濟開放不久的大環境裡，我工作得似乎有些自虐，一切都是為了客戶著想。」李意欣覺得那時的自己有點悲情的氣氛。
終於有一天，李意欣對自己說：「太累了，不能再干了。」
求醫
「得病後我曾經想，如果回不到以前趾高氣揚的那種狀態的話，就會活得很難受。我那時甚至覺得死比活著好，也是在那時，我突然明白了日本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會『過勞死』，會從樓上跳下去，因為我也想過要跳下去。」
「當時確實是感到心累，感到心裡面有很多力卻放不出來……那種感覺沒法形容。」
李意欣說，在日本早就發生過這些問題，是因為它們比中國更早進入了現代化競爭的時代。「我是中國比較早發生這種問題的人……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人們也確實應該停下來，想想自己需要什麼。」
←7月4日，北京東直門醫院針灸室，李意欣在等待醫生給自己扎針。
「讓中國人完全按照美國人的方式去工作，會有不一樣的形態。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沒有美國人的體質。我們是中國這種文化、這種狀態下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文化屬性。而我們的狀態沒有達到西方的那種人體的素質。我的病也不能否認這方面因素的作用。」
對自己的病源，李意欣做過多方探究，同時也開始走上漫漫求醫之路。
1998年的北京，88歲的劉春圃大夫對病了一年多的臉色青灰的李意欣說：「你的病耽誤了，已陰虛到極點。如果不來看中醫，不過半年就會死了。」在上海輾轉治療，身體一路卻糟下去的李意欣聽完忽然有種想下跪的衝動。
他乾脆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住了下來，每4天去看病一次，有時還陪老先生去抄方。每次看完病，老先生都會跟他講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那些東西讓他如醍醐灌頂，「我以前一直以為自己的才華是從美國學來的，我現在卻迷上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以前工作時，我從沒有傳統中國人的感受，我把自己看作一個國際化的中國人，一個只受過西方教育和文明洗禮的中國人。」這時李意欣發現北京有太多東西，而那些東西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和工作。
從第一個醫生開始，至今李意欣已經大大小小看過6個醫生，有西醫，有中醫，有的是一直看下來，有的醫生自己也病了而中途換診。「中醫用哲學看病，西醫用技術看玻他們就像接力一樣，將我的病從體內一節一節抽出。」
李意欣最終還是選擇中醫，並且從中醫中藥治療中深深領悟到了以前陌生的中國傳統文化。如今每個晚上臨睡前，李意欣都會給自己放一段古箏音樂，讓自己心情寧靜。
病歷
從1997年12月3日，北京劉春圃醫生開的第一張處方開始，李意欣保存著發病以來的一切文件資料，病歷、辭職信、剪報、與同事的信函、自己寫的健康報告等等，一張張分類放好。「這是一個習慣。我在通過這個病來學習點東西，以前的工作經驗在幫我忙。沒有一個病人，會像我這麼認真。」
當打開這些處方單，看到一個病體隨著時間、使用藥物的具體反應，我的心裡開始覺得沉甸甸的。徵得李意欣的同意，摘錄下其中3個日期裡的「健康報告」：
「到北京後視力開始有起伏，其穩定性比在上海時差，特別是當前額脹強烈時，視力急速下降，模糊度大。在首服『補中益氣丸』後，腸胃有『蠕動鳴叫感』，腹氣較通。整體上，排泄功能與質量不如上海時。時有尿頻，尿急。小便黃多。入眠慢，眠淺，多夢。有時呈半夢半醒的狀態，夜有醒，有下肢踏空般驚醒一次。
2000年12月7日，北京」
「思維異常敏捷，頭腦清晰，寫作思維活躍。體態充盈，情緒歡暢。視力隨額脹逐漸消失而明亮，狀態平穩。偶爾有心慌、四肢痙攣的感覺。前列腺有隱痛，部位不固定。但隱痛程度明顯減輕。尿頻、尿急、痛的現象明顯減少。覺固腎得益。日便2-3次，有幾次『搜腸刮肚』之感，似『積便』排出。打嗝基本上消除。『黃舌苔』比以前少許多。舌邊仍時有齒櫻(備註：此次處方是我接受中醫治療三年以來，最好的狀態。)
2001年1月2日，北京」
「初服二付時，藥力反應明顯。人感較舒適，視物較清。人無渾濁感，清純如新。之後，出現不穩定的症狀。每日傍晚日落之時，感前額昏脹，視物極模糊，無法思維。伴有恍惚、頭昏眩暈、肝脹氣滯等症狀。每日達1-2小時不等。整個服藥週期過程中，明顯有腎氣不足之感。右腿時有脹感，抵抗力似弱於去年。略有畏冷的感覺。時有夜醒,但不驚。眠淺難受，次日無力無神，有2-3次失眠。針灸時，右腎腧比左腎腧強，右三陰交比左三陰交強。
2002年1月25日，上海」
7月4日
7月4日上午。李意欣照例去東直門醫院做針灸。每週一、三、四各1次。這是李意欣目前最重要的治療，或者說，也是最有形式感的治療。
從方莊到醫院，李意欣乘公共汽車，然後步行，「走過一串老胡同，很寧靜，走了將近兩年了，讓我感悟了許多。現在我的病差不多好了，那裡卻被拆掉了。」
醫院裡的姜老，也是名醫。李意欣已經跟姜老很熟了。一進門姜老就埋怨李意欣，又忘了替他買舊式的棉質汗衫。而李意欣像小孩一樣耍賴，說製作那種汗衫的服裝廠都倒閉了，沒地方買。
「姜老把我當作是他的朋友，而不是病人。」李意欣很感激有這樣的醫生。「姜老在針灸時常會有問題問他的助手，她們有時答得都沒有我好。」
李意欣對自己生病的身體是如此的熟悉，在扎針的時候，他甚至建議醫生，什麼穴位可以怎麼扎。在醫院裡，我發現了李意欣有些頑皮或者頑固，而他的醫生薑老也是這樣的性格。
每一針刺入，李意欣都忍不住呼喊一聲。出來後，李意欣對我們說在針灸時他似乎感覺到與宇宙合為一體，這種時候，他喜歡看窗外的一棵樺樹，會覺得心裡特別靜。
針灸室的窗外曾經是一片胡同，如今成為工地。只能看到一棵樹了。
我突然想到李意欣跟我講過的童年的上海，那裡有梧桐樹，那時候李意欣看到一對老猶太人相扶著在樹蔭下走過，很溫馨地享受生活。「剎那間我覺得上海是屬於他們的。」那些場景讓李意欣記憶深刻。
「28歲，我才明白自己是個中國人。」李意欣說自己出生在上海，那是一個西化嚴重的城市。而在北京，他開始尋根。第一次來北京時，他就在這個醫院附近住下，窗戶一打開，便有胡同和樹。
同樣是樹，因為人已不同，感觸也是不同。世事難料。
下午，是李意欣的看書時間。地點在「賽特」地下的一個快餐廳。
這是李意欣3年來的固定讀書場所。一個靠窗的位置是李意欣的固定位置，我們來的時候，正好有人，李意欣就和我們在旁邊等。「服務員都認識我，有時她們也會幫我搶佔那個位置。她們有時也很奇怪，怎麼我天天來，不去上班？我也沒法跟她們講，講了也不理解。」
「坐在這裡看書，要一杯茶，突然響起背景音樂，感覺很好。這個位置，我能看到外面，外面卻不能影響我。」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李意欣覺得有點累，決定先打個盹。然後吃一個自帶的水果，身體最近比較燥熱。
就是在這個地方，李意欣消磨了無數個下午，看書，看報，寫東西，還有，和他在藥房裡認識的一個藥劑師朋友討論自己的病情。
「我的方子經常要鋪滿一桌子，然後反覆討論。是不是腎陽比較虛？是不是腎陰比較虛？是不是腎氣的問題？是不是肝的問題？要不要換個大夫？有位大夫的更換問題，討論了半年才決定。有時服一段藥感覺情形停滯不前，我們會研究可能是哪一味藥的問題。」
「開始時我對中醫的理解還很淺薄，有疑慮，也不好問大夫，就去問藥劑師，就這樣我與白塔寺藥店的李衛東藥劑師成了好朋友。幾年來不管多忙，他一直耐心給我意見。毫不誇張地說，那情形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我很害怕，沒有方向，而他是我的一個燈塔，一種精神依靠。」
快餐店裡的這個固定座位，就像是李意欣在北京這個陌生城市裡的另一個據點。從一個人住的公寓出來，到這個人來人往的地方，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不看書的時候，我就看對面那些字，以前看不清楚，現在越來越清楚了。」李意欣指著一塊廣告牌。
以後
7月6日上午，李意欣去游泳。我們跟去拍照。
身體狀態不好的時候，李意欣都要去運動，讓自己出汗，以把內熱排出來。同時也是保持一種好的精神狀態。
←7月6日，北京進步健身中心游泳池裡的李意欣。游泳也是他治病的一種方式。
運動量通常是，跑步6公里，游泳1公里。李意欣游泳的姿勢很固執，總是一條斜線劃過泳道。
下午，在李意欣的建議下，我們去了故宮旁邊的南池子，那裡有一大片的胡同正在拆遷。前幾天李意欣就決定要來這個地方看看，對於中國城市建築的傳統，他有切身的感受，並且正在把建築和他的公關專業聯繫起來研究。
李意欣說自己將來如果不做實際工作，還可以做理論研究。當然他並沒有跟我說什麼時候會再出來工作，因為他的病現在雖然好了98%，但如果不小心的話，還是會有小反覆。「雖然有時有點小反覆，但其實這是正常的。」
傍晚很遲才回來，路過一個商常李意欣進去買東西，我在門口等。
7月4日，一條胡同。李意欣經常獨自在北京的老胡同裡流連往返。→
門口有一群北京的老太太老頭子的街頭扭秧歌，鑼鼓喧天，她們不斷重複著步伐，一張張喜悅的笑臉從我眼前晃過，似乎快樂就那麼簡單。
看著看著，我突然想哭。其實我在採訪李意欣的時候，總是會想到自己。
我的身體有沒有一天會像李意欣那樣沒有原因地突然垮掉？到那時我又會怎麼繼續我的人生？工作重要？還是身體重要？我有沒有在文化上迷失？我愛我所在的城市嗎？我努力工作是為了什麼？……一個個問題居然都是如此迫切。
李意欣只不過比我們都更早察覺，或者說，更早受傷。
現在想起，我竟忘了問李意欣，得病以來，他有沒有哭過。他或許會說，哭能解決問題嗎？
這幾天，和李意欣在一起，我彷彿不是在採訪亞健康，而是在聽李意欣談他的文化體驗。對待自己的病體，他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培養。那天，他的腳氣發作，他高興的說，好了，我的身體開始好了。有腳氣就意味著身體在排毒了。晚上我們聊天的時候，李意欣點起香煙，「能抽煙也就表明我的狀態可以了。」在剛病倒的時候，李意欣一個明顯的感覺是，連煙也不能抽了。身體的每一個細微變化，他都很在乎。
李意欣說，「在大街上，我看到很多人，身上其實都潛伏有亞健康的形態，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句話聽完，我忽然有點心酸。
李意欣絕對是一個特殊的亞健康病人，在尋找自己的病源時，他並沒有把繁重的工作量、惡劣的工作環境作為原因，在他身上，他更深切地體會到的是文化帶來的身心困境。
很多次，我都把他和電影《阿甘正傳》裡的主人公阿甘聯想起來，在題圖照片裡，李意欣也是始終保持著對自己的追問的姿勢。
在中國的城市裡，如今正轟轟烈烈地進行一場高速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一幢幢輝煌冷峻的寫字樓拔地而起，而一個個西裝革履的白領魚貫而入。走在大街上，穿著整齊劃一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臉部表情無外乎兩種：興奮或者焦慮。
而你會傷心地看到，大部分中國的年輕人在選擇職業時，內心裡依然以能夠進入高級寫字樓為榮，以在國際性大公司裡工作為榮，因為那裡有高收入，那裡說英語，那裡有與世界接軌的機會，那裡可以成為標準職業人。這一切似乎都成為無可非議的人生追求。
那會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白領生涯，總是讓一些人憧憬，也總是讓一些人受傷。
李意欣作為亞健康病人，或許不具有普遍性，卻其實向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應該怎樣正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怎樣汲取自己的文化營養，在國際化環境裡如何融合中西文化……這些都是讓城市職業人忙碌得忘記思考的問題。
這些或許才是「亞健康」作為社會病的源頭。
那天，走在大街上，我看到路邊一個巨大廣告，一個所謂的尊貴人士悠閒地翹起二郎腿，當然，外面套著的是職業西裝。
我突然覺得，那些東西不能再相信。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