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之父"的彼特拉克與民族文學奠基者的深厚友情,以及彼特拉克對後世的影響

"人文主義之父"的彼特拉克與民族文學奠基者的深厚友情,以及彼特拉克對後世的影響

文學故事

"人文主義之父"的彼特拉克與民族文學奠基者的深厚友情,以及彼特拉克對後世的影響

彼特拉克知識淵博,他不僅是一位著名詩人,而且還是一位歷史學家,著有《名人列傳》一書。該書用拉丁文寫成,書中列有21位古羅馬時期的歷史名人(從羅慕洛起一直寫到凱撒為止)和皮魯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漢尼拔的傳記。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以人物傳記形式給意大利人展現一部宏偉壯麗的羅馬史,讓他們瞭解意大利的過去就是歷史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羅馬帝國,從而激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擯棄基督教宣揚的"世界國家"的空想,走上民族獨立統一的道路。《名人列傳》中所貫穿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是彼特拉克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又一重要特徵。

值得提及的是,彼特拉克在史學領域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概念。在他看來,在他所崇拜的古代和寄予無限希望的新時代之間,存在著一個使人深惡痛絕的時代。這個時代既毀滅了古代文化的精華,又毀滅了"公共美德",因而是個黑暗、愚昧、倒退的時代。在彼特拉克的心目中已經有了日後所謂"中世紀"這一概念的最初萌芽,並規定了這一概念的全部內容。

彼特拉克在地理學方面也有建樹。他閱讀了大量地理方面的書籍,掌握了許多地理資料,繪製了第一張意大利地圖。

1327年,23歲的彼特拉克已是精力旺盛、才華橫溢的青年。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使彼特拉克終生難忘的事情。有一天,他在阿維農的一所教堂衛與一位騎士的妻子邂逅相識。這位年方20歲的少婦,儀態端莊,嫵媚動人。彼特拉克一見鍾情,深深墮入情網之中。從此之後,雖然歲月不斷流逝,可是彼特拉克卻一往情深,對勞拉的愛戀之情有增無減。

1327年,一位名為勞拉的女士在亞維農的Sainte-Claire教堂裡出演 Rime sparse("離散的旋律")的身影,激起了他持續很久的創作衝動。後來的那些沿襲他風格的文藝復興詩人把這三六六首詩的合集稱為《Canzoniere》(《歌集》)。她可能就是Laure de Noves, Hugues de Sade(Marquis de Sade的一個祖先)的妻子,或者,她只是理想化的或者假想的人物。她在他詩中的表現相對於大家熟知的游吟詩人和他們的高貴的戀愛(courtly love)不同。她的出現使他體會到不可言傳的愉悅,但是他不求回報的愛戀使得這不能持久。除了說她看起來很可愛,有一頭金髮和謙虛高貴的氣質外,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幾乎沒有確定的關於勞拉的信息。

勞拉和彼特拉克從來沒有見面。他把他的感情全部傾注到作品中。他的詩是感歎的,不是勸誘的。他的散文表現出他對男人追逐婦女的蔑視。在一三四八年勞拉離世時,詩人的哀傷和他以前的絕望一樣難以忍受。後來,在《給後人的信》中,詩人寫道:"我年輕時,我曾一直同那無法抵抗的,但是純潔的,我唯一的愛,鬥爭。如果不是她的早逝,我會繼續鬥爭下去,(鬥爭)痛苦,但是對我有益的。鬥爭把那團火熄滅。我常常希望我能說我完全自由於肉體的慾望了,但是我知道,那樣我是在說謊。"

意大利式十四行詩(Petrarchan Sonnet)一名即來源於他。浪漫作曲家李斯特給他的三首十四行詩(47,104和123)加譜為歌,名為 Tre sonetti del Petrarca(意即"彼特拉克的三首十四行詩")。後來作曲家把它作為 Annees de Pelerinage II - Italie 組曲(《旅遊歲月》第二集"意大利")共七首鋼琴獨奏曲的其中第四、第五和第六首。

1350年,薄伽丘和詩人彼特拉克相識。翌年,他受委託去邀請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羅倫薩主持學術討論。從此,這兩位卓越的人文主義者建立了親密無間的友誼。

1373年10月23日,薄伽丘抱病在佛羅倫薩大學《神曲》討論會上作了最後一次演講。第二年,契友彼特拉克的逝世,給他精神上很大的打擊。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在契塔爾多逝世。

彼特拉克在活著的時候,已經是聲譽遠播。三十七歲時,他在同一天收到了羅馬元老院和巴黎大學的邀請,要授予他"桂冠詩人"的稱號。最後,他就在羅馬接受了這個已經中斷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稱號,達到了當時一個文人所能享受的最高聲譽。五十歲時他訪問故鄉阿利佐,朋友把他帶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裡,告訴他那個城市如何禁止對房屋內原來的樣子作任何變動。死後,他的墓地更成為聖地,每年前往弔唁的人絡繹不絕。

彼特拉克在後世的主要形象是一個詩人,而且後人看重的是他的意大利文作品。在十四行詩的發展史上,他創造了意大利體,有篳路藍縷之功,後世只有莎士比亞可與之交相輝映。而他繼承法國"溫柔的新體"的傳統,創作的一組以女友勞拉為主題的詩篇,則又和但丁前後呼應。有了這些詩作,他也就"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

可是彼特拉克自己更重視他的拉丁文著作,比如他花了很大精力寫作《阿非利加》,希望以此確立後世的名聲。《阿非利加》幾度綴筆,最後也沒有完成。到了晚年,彼特拉克對它已經十分厭惡,甚至不願提及。

拉丁文學在西塞羅身上達到了高峰,帝國時代開始走下坡路,蠻族的蹂躪則是對拉丁文化的致命一擊。蠻族退出後,方言漸露頭角。但丁已經昭示了意大利文學的可能性,彼特拉克早期的作品對於意大利方言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彼特拉克的時代正是西方文學古今轉換的要緊關頭,而他仍然選擇了留在古代。在給薄伽丘的信中,彼特拉克承認拉丁文學珠玉在前,後人難以逾越,倒是意大利方言大有用武之餘地,但是他厭惡這個時代的虛榮浮躁,不願讓庸人對自己的作品評頭論足,情願埋首舊籍,為古人作嫁衣。

布魯尼(LeonardoBruni)在《彼特拉克傳》中說,拉丁文學兩大巨人維吉爾能詩不能文,西塞羅能文不能詩,自古無人能兼得,而彼特拉克在兩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詣。但丁死的時候,彼特拉克十七歲,彼特拉剋死的時候,薄伽丘還比他年輕九歲。繆斯的慧命就這麼繩繩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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