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越戰贏了每一場戰鬥卻輸掉了整個越南戰爭！
美國的越戰經歷與此前日本的對華戰爭頗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戰役的勝利，但總是無法達成政治目的。
越南戰爭落下帷幕已經四十年了，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從未結束——當1975年4月30日最後一個美軍士兵在西貢的使館樓頂乘坐直升飛機離開之後，它仍然一遍遍地被人談論，它在世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心目中變成了某種象徵和隱喻，其陰影仍不時浮現。它宣告了二戰之後的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自此，軍事手段無法解決戰爭帶來的問題，有時甚至適得其反，戰爭變成了一個全社會參與的政治議題。
如何結束一場戰爭
這場「從未結束的戰爭」，對美國而言，其主要特徵之一，是各種「邊界」的模糊性：戰場上平民與游擊戰士難以區分;戰爭的前線和後方互相滲透;沒有明確的宣戰，戰爭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期間很少有決定性的戰鬥，而只是不斷升級，到最後又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將它稱為「戰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誤導人的，當時在越南的數十萬美軍士兵中有大部分從未投入戰鬥(據估計在任何一次戰鬥中，很少有5%以上的美軍士兵實際參戰)，倒不如說它是由無數「打了就跑」的遭遇戰組成的一個政治行動。曾有評論說，越戰中「美國軍隊並沒有打一場十年之久的戰爭以保衛南越;然而，它卻接連打了十次一年長的戰爭」。
事實證明，這種模糊性極大地影響了越戰的成敗。作戰一方的越共游擊隊有著極其明確的目標，即驅逐美國人、擊敗南越並統一全國;但對美方而言卻不那麼明確。John K. Galbraith在回憶錄《我們時代的生活》中說，在越戰之前，「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大國，在一場戰爭尚在進行的時候，就對那場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或打贏戰爭的可能性提出質疑。」作家Norman Mailer的著名問題道出了當時許多人的心聲：「我們為什麼到越南?」——這個問題迄今仍不時迴盪在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的上空。
美國當然也有自身的戰略考慮，但由於它是分階段一點點陷入越戰泥潭的，因此它的目標不時在變化。它最初是根據「多米諾骨牌理論」，從全球戰略出發，試圖阻止意識形態對手的擴張，同時「對一個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來搶救」，但在1965年3月，助理國防部長John McNorton就已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備忘錄，指出美國在南越的目標是：「70%——避免一個使美國大丟臉面的失敗(對我們和作為保護者的名聲來講);20%——不讓南越(及其鄰國)落入中國之手;10%——允許南越人民享受一種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止美國人苦於自問「我們為什麼去越南」，連南越人也困惑「你們為什麼在這兒」。1961年，艾布倫中校與其越南聯絡官阮文茂上校聊天，阮問起美國人為何待在越南，艾布倫答，美國人想幫助越南人打敗共產主義，並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如何帶來經濟繁榮。阮聽後頓了下說：「是，我理解你所說的，但是你們到底為什麼要待在這裡?」艾布倫重申：「我們來這裡幫你們。」阮打斷他說：「不，說實話，你們到底為什麼要在這裡?」阮的問話代表了一種當地人的視角，他們能理解一種追求帝國利益的話語，但無法理解一種聲稱是利他的心理，那看起來總像是偽善。
二戰後曾任英國財政大臣的Hugh Dalton說過：「如果你身處一個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願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麼，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從那裡撤出來。」越戰時美國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贏得勝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稱作「泥潭」，就是因為美國人雖然早就想脫身，但總是無法脫身，相反還越陷越深。開始一場戰爭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結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問題在於，美國不可能為越南傾盡所有——為了拯救一個遠方的小夥伴而引發了國內國際的抗議，這值得嗎?越戰極大地惡化了美國的國際形象，為歐洲的反美主義添了一把火。1966年，激進者在達豪集中營的牆上塗上這樣的口號：「越南就是美國的奧斯維辛。」美國國內的抗議到後來沸反盈天，令政治家們疲於應付，英國記者Robert Elegant稱，「在現代歷史上，戰爭的結果第一次不是由戰場決定，而是由印刷的報紙尤其是電視屏幕決定。」這本身意味著一個現代戰爭的新模式：戰爭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續，它最終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決勝的關鍵也在於如何爭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這樣，越到後來，美國政治決策者的焦慮就越集中於如何結束(尤其是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只不過初期的辦法是想通過轟炸北越、增兵或實施戰略村莊，後期的辦法則想使戰爭「越南化」，即通過培訓越南作戰人員來分擔戰鬥任務——但正如一位美國官員所說的，這僅僅意味著「改變屍體的顏色」。當美軍將領們提出通過增兵來解決問題時，約翰遜總統問了一個讓他們語塞的問題：「我們派遣增援部隊，敵人也會派遣，如果這樣，戰爭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也就是說，當時想到的結束戰爭的辦法都是軍事層面的，這是對這場戰爭性質的錯誤理解。
越戰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只交給軍官們。當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William Colby說：「我認為，美國人在這裡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一錯誤將自始至終伴隨我們在越南的歲月。這錯誤就是，我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戰爭發生，這戰爭只是士兵的事情。」但這也不能全怪軍人。實際上美國媒體起初一直都是支持以軍事手段解決所有問題的，1969年後才開始反戰。尼克松就任總統後，美國的越南政策有了顯著變化，而這些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收縮戰爭的同時尋求政治解決。最後越戰的真正終結，也並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談判桌上以及毛澤東的書房裡決定的。
位於華盛頓的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
沒輸掉戰鬥，但輸了戰爭
越戰早期階段任駐越美軍總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談到越戰時有一句著名的評語：「在整個戰爭中，我們從來沒有輸掉過一場戰鬥。」他堅持認為，自己領導的美軍打贏了每一次戰役，但文官們輸掉了應有的勝利。他的困惑體現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但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因而無法理解這樣一件看似弔詭的事：打贏了每一次戰鬥，卻輸掉了戰爭。
越南戰爭是一次經典的非對稱戰爭。北越和游擊隊一方，不論得到蘇聯和中國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規戰役中直接擊敗美軍，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1968年的溪山戰役中，北越首次出動坦克部隊進攻，卻遭遇重大傷亡。北越部隊在小規模游擊戰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擊隊員，但在正規作戰中往往缺乏作戰經驗，而那卻是美軍最拿手的。美國人在整個越戰中最苦惱的一點在於：對手基本上始終不按美軍所期望的那樣出牌。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方式發動進攻，這一主動權基本掌握在北越游擊隊手中。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威力毋庸置疑，但雙方的打法卻正如毛澤東所闡述的游擊戰爭真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越戰中，美軍執行的消耗戰也是正規軍的打法，但這在二戰中對付德國、日本效果明顯，對北越游擊隊卻顯得像是「大象同蚊子搏鬥」。雙方根本不是一場對抗戰，如果要拼軍需消耗，北越全無勝算。據五角大樓的數字：自1969年起美國軍隊每個月消耗的軍需品為128，400噸，炮彈75，600噸，而北越直至1972年每月軍需品和炮彈消費總和不足1000噸，也即還不到美國人的1%。當時美國空軍認為，要將北越炸回石器時代才能打贏戰爭，對此助理國務卿William Bundy答：「或許，他們已經在石器時代了。」
這場戰爭體現出美國的決策者身上那種強烈的工具理性：他們偏好將戰爭分解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從技術層面去考慮問題並判定得失。雖然一些將領們強烈認為，要打就要大打出手，最好將北越夷為平地，但具體到最後，都是明確按戰術計劃進行的。這有時就導致戰術和戰略上的嚴重脫節。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1962年曾說：「我們掌握的各種定量分析數據都表明，我們正在贏得這場戰爭。」有人嘲諷道：「但是，東南亞的一些因素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依靠理論、統計、數據來對這場戰爭作出判斷和決策，有時反而離戰場上的真相甚遠。美軍當時最先進的自動步槍M16號稱能在500碼外擊中並穿透頭盔，但這種槍是在完美的理論假定而生產出來的，幾乎沒考慮到叢林戰爭的因素，其槍栓一遇到沙粒、鐵銹就難以運作，而美軍士兵也根本用不著那麼遠的射程，因為95%的情況下他們遇到的對手都在300碼以內。在實戰中，這種號稱世界一流的步槍還不如游擊隊手中的中國制56式步槍好使。
美國對越戰的理解是有限戰爭，但對北越而言，為了達到全國統一的目標，卻是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說北越耗不起軍需物資，那麼美國人耗不起時間——不可能在越南一直呆下去。和以往的一戰或二戰不同，越戰中沒有決戰。看起來每一次戰鬥都贏了，但情況反反覆覆，總也無法好轉，類似的「里程碑」出現了很多次，戰爭卻總也結束不了。這樣的狀態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早已指出：「你佔領那塊地盤後發現被你傷害的人中到處都是敵人，你無法保持與幫助你實現佔領的人們的友誼，因為你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論你的軍隊有多麼強大，要佔領一個省，你總是需要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越戰經歷與此前日本的對華戰爭頗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戰役的勝利，但總是無法達成政治目的;對手看起來不強，但始終不肯求和，扶持的當地政權又不得民心，於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美國早先的歷史上並非沒有相似的經驗。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軍平定菲律賓的行動曠日持久地打了八年，耗費了巨大兵力，戰死者比擊敗西班牙時多了4倍。以至於支持擴張的老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承認，這「成了我們致命的弱點，是造成目前……局勢充滿危險的全部癥結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已結束很久之後，美國陸軍一位高級軍官在家書中仍這樣寫道：「我們已經建立了文官政府，儘管可以這麼說，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場合手裡都會拿著武器，甚至在海裡洗澡時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撫國內情緒的一個鬧劇，離開了軍事力量它一分鐘也維持不下去。」
越南戰爭中的美軍制服裝備
相比起半個多世紀前的菲律賓人，美國在越南遇到的對手要老練和強大得多，而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也複雜得多。的確，在每一場戰鬥的戰場上，美國人不會被打敗，但他們即使再待下去也不可能贏，到最後他們會發覺，即便一個糟糕的結局，也比這樣一直僵持著看不到結局要好，因為那至少是解脫。
越南戰爭之後，一場戰爭如果不能在政治上贏得勝利，已變得毫無意義。由於美國軍事機器對任何潛在敵人的懸殊優勢，可預期的幾乎每一次戰爭都將是非對稱的。可以說，越戰是這些戰爭的原型。按照一種廣為接受的觀點，美軍直到打贏了1991年的海灣戰爭，才算治好了「越戰創傷後遺症」，但前些年在阿富汗稍顯久拖不決的形式，美國媒體便立刻開始揣測阿富汗是否會變成「奧巴馬的越南」。不誇張地說，近四十年來美國在每一次戰爭中的政治決策和軍事變革，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了避免越戰那樣的結局。然而時至今日，在開戰後贏得民心的戰爭，始終比坦克機槍進行的戰鬥難打得多了。
《時代》封面上的麥克拉馬納，他在越戰期間的行為頗具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