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評價戰後日本：震撼世界，震動心靈
阿諾德 約瑟夫 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 他出生於倫敦的歷史學世家，畢業於牛津大學。先後任職於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和英國外交部等機構，1919年和1946年分別以英國政府代表的身份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平會議。1926年起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一直任職到1953年為止)，1947年3月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封面，1955年退休，辭去倫敦大學教職，他專心致力寫作，《歷史研究》等一系列代表性著作為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201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湯因比著作集》，囊括了《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文明經受考驗》、《變革與習俗：我們時代面臨的挑戰》、《從東方到西方：湯因比環球遊記》六部代表性著作。本文選摘自《從東方到西方：湯因比環球遊記》。
「並且倒塌得很大。」 浩劫發生十一年之後，這些出自《聖經》的字句迴響在行走於日本的西方遊客耳邊。在下注意到的震天動地的大事，並非日本帝國的隕落，亦非廣島和長崎發生的原子彈爆炸。那些都是歷史事件了。敗亡以前，日本帝國氣勢洶洶地撲入了中國、菲律賓、印度支那、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在日本國土上投下兩枚原子彈的這一舉動，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不管是戰爭習俗的歷史，還是人類命運的歷史。然而除此之外，1945年在日本轟然塌下的另有其物，那便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意識形態。正是這一崩塌，至今猶迴盪在這片土地上。長崎已經得以重建，倘若事先有所不知，1956年你根本猜不出1945年在此曾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日本人民經歷了戰前心靈世界的崩潰後，留下的精神真空依然是一片空白。你不可能察覺不到這一真空的存在，而且不禁還要猜測會由什麼來填補真空。想來可以確信的是，真空肯定會得到填補，既然大自然痛恨物質上的真空，同樣也痛恨精神上的。
將某種過去的宇宙觀一筆勾銷，迄今為止，這對於日本人民而言仍是陌生的經歷，因為日本處於汲取自印度和中國源頭的宗教和哲學所組成的舊世界半當中。直到現在，日本還沒怎麼受到猶太家族衍生的那些宗教的影響。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不管滲透到何處，都總是力圖要徹底清除原有影響重新來過;儘管傳統宗教儀式和信仰往往總是披上伊斯蘭或基督教的薄薄外衣捲土重來，但西方世界皈依這些不容異說的猶太系宗教之後，造成的思想傳承上的斷裂卻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和1949年以前的中國從未遭受的。時至今日，在東亞擺佈新藝術、新制度或者新理念一以貫之的做法，向來不是新陳代謝，而是讓新舊並行不悖。東亞人並不抹去舊事物並在原地上安頓新事物，他們總是保留原有的東西，總能為新舊事物找到相應空間並排擺放起來。
舉例來說，設想一下布羅姆斯格羅夫這個地方恰好位於日本而非英國。在今日英國，布羅姆斯格羅夫只不過是個地名，別無他物，甚至住在那兒的人都不會留心這個地名的詞源，布羅姆斯格羅夫當今的生活也完全不會讓當地居民聯想到其由來。但假如布羅姆斯格羅夫恰好地處日本，地名中所記錄下來的一切仍然會在今天保持活力。果園會依然矗立於此，在當今居民眼中依然神聖，以木頭材質建成的當地戰神布羅的神社將依然完好無損，和一千四百年前世界宗教 到來時別無二致。待到木質逐漸腐朽之際，虔誠的人會逐一更換木材。當然，如今和這座遠古神社比肩而立的，會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堂——或者更準確點，是中古的佛教寺院，假如我們要想像布羅姆斯格羅夫被移植於日本背景之中的話。但寺廟和神社和平相處，友好共存。把這一世界宗教帶到布羅姆斯格羅夫的佛教傳教僧人做夢也不會想要把布羅的果園砍伐殆盡或者打倒當地神明的形象(如果本來有的話)。他會告訴他的皈依者，他們的祖先神明實際上是大乘佛教眾多神明中一個小角色顯靈，被提前派來為佛祖開路。古老的本土神社中的神明，會作為年輕的當地寺廟的榮譽護衛者而被賜予正式地位;神社的宮司和寺廟的主持彼此間會有很好的交情。老早以前就心照不宣地達成協議，舉辦宗教儀式的財務收入應該五五分成。婚禮在布羅的神社舉辦儀式，費用歸宮司;葬禮在寺廟舉行，費用歸主持。異教和佛教並肩幸福地共同生活。
一百年前，日本人民的領導者決定放棄他們先輩的閉關政策，毫無保留地全盤採納現代西方文明實用的一面，那時候他們尚未準備好放棄他們傳統的精神生活。他們要如何處理這分層沉積的異教(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呢?他們融合儒家倫理道德和神道教儀式，形成一種相當人為造作的新混合體，其忠誠奉獻的中心要點就是崇拜天皇。古代仙人神話說日本是「神國」，永遠不受侵犯，命中注定有朝一日會統治世界，這些神話都被賦予了官方學說的地位。對所謂的日本國家命運的崇拜契合了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思想傾向，在偷襲珍珠港之後的那一兩年時間裡，這些政治神話當中哪怕是最荒唐誇張的部分，也似乎正逐步成真。因此當軍事時運急轉直下之後，最終一敗塗地的結局給在世的日本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強烈震動。神話被事實駁倒了。日本武裝強人激怒了比他更強的人，並且終究向其低頭認輸。天皇本人告訴他的國民，自己並不是神。不出多少時日，整個精神世界便化作雲煙。取而代之的會是什麼新的精神願景呢?這是日本人如今仍在努力解決的心靈問題。
日本秩父神社
戰後的日本是個耐人尋味的國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於戰後世界一些主要問題正以一種尖銳的形式困擾著日本，從而凸顯出了此等問題的內在性質。當今整個世界都失去了同祖先傳下來的宗教傳統的聯繫，結果陷入了精神困境。日本深受這一世界通病之苦，而且苦痛程度之高非同一般。日本三大傳統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儒教——似乎都已喪失了對日本人頭腦和心靈的控制。
神道教是一種原始宗教，發端自豐收崇拜，後來被徵用作為某種宗教紐帶，為政治上效忠於以天皇為化身的國家服務。接受過希臘和拉丁古典教育的西方人會發現，神道教在兩個方面令人熟悉：對日本村民農業宗教的細緻描繪，在聖奧古斯丁關於羅馬宗教相應層面的著名記述中有跡可循;在1945年遭受到重大失勢的日本國家崇拜，幾乎就相當於崇拜被早期基督教會殉道者所摒棄的女神羅馬和男神愷撒。作為豐收崇拜，神道教現在依然是日本水稻耕種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日本，種植水稻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活動，同時也是一個宗教儀式，必須為履行儀式而進行栽種，無論水稻是否恰好是當地所耕種的最有利可圖的作物。只要日本農民還在種植水稻，表現為農業形式的神道教就會繼續在村莊神社和農舍神龕中沿襲下去。然而，如今每位日本農民的兒女們多數不得不離開田地，到城市裡謀求生計——或者謀得半份生計。年復一年，日本農夫的人數在國家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小。當農夫變成城市勞工後，其農業宗教的習俗很快就終止了。因此，在將來越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日本，農業神道教前景並不看好。
政治上的神道教更是已經嚴重喪失信譽;它同將日本帶入1945年災難的政權聯繫密切。不過，即便沒有導致日本人民遭受這一巨大不幸，政治神道教恐怕也會發現自己難以為繼。神道教自身的神話同現代科學精神背道而馳，一旦日本就現代科學開啟了心智，時過境遷，它也幾乎無法保持其政治理念和設想一直封存在陳舊的防水艙裡與世隔絕。確實，要不是政治神道教成為了牢不可破的國家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不可能在19世紀日本人接受現代文明之後，還能將這一意識形態強加到日本人民頭上。1868年明治維新後，這個舊傳統被修葺一新，但新版本充其量也不過是仿造的產物。不管怎樣，傳統——任其真實也好，虛假也罷，到了1945年就給打破了;現在看來也不大可能不動聲色就重新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