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文·柯立芝的生平經歷，卡爾文·柯立芝的影響及評價
人物出生
柯立芝於安默斯特學院就學時卡爾文·柯立芝於1872年7月4日生於佛蒙特州溫莎縣的普利茅斯(Plymoth)。他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生於美國獨立日的總統。父親約翰·卡爾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45–1926)，母親維多利亞·約瑟芬尼·穆耳(Victoria Josephine Moor，1875–1890)。他有一個妹妹，阿比蓋爾·格雷絲·柯立芝(Abigail Grace Coolidge，1875–1890)。柯立芝家族在新英格蘭淵源頗深。先祖約翰·柯立芝早在1630年左右就自英格蘭的劍橋移民至今馬薩諸塞州的沃特敦。柯立芝的祖母薩拉·阿爾梅達·布魯厄(Sarah Almeda Brewer)有兩個著名的表親：參議院亞瑟·布朗(Arthur Brown)和婦女投票權運動家奧林匹亞·布朗(Olympia Brown)。
柯立芝的祖父卡爾文·柯立芝曾在普利茅斯的多個地方部門任職。薩拉·布魯厄也來自新英格蘭。柯立芝稱他自薩拉繼承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液，但沒有證據來證實這一說法。
柯立芝的父親雖是一位農民，但也兼作地方的學校老師和治安法官。他的母親維多利亞也是一位居住在同鎮普利茅斯諾奇村(Plymouth Notch)的農民的女兒。維多利亞患有慢性病(可能是肺結核)，在1885年就早早離世了。不過他的父親卻一直活到他走進白宮之後，還主持了他1923年繼任急逝的哈定時的宣誓就職儀式。
柯立芝就讀於安默斯特學院，並在那裡加入了Phi Gamma Delta兄弟會。在父親的敦促下，柯立芝畢業後前往漢普夏縣的縣治北安普頓，以在那裡從事律師業。因為入讀法學院學費高昂，柯立芝走了一條當時更為普遍的實習進修路線。他在一家名為哈蒙德和菲爾德(Hammond & Field)的律師事務所當學徒，跟隨他們學習法律。事務所的兩位創辦者約翰·C·哈蒙德(John C. Hammond)和亨利·P·菲爾德(Henry P. Field)均是安默斯特學院的校友。二人幫助柯立芝在北安普頓的司法行業立足。1897年，柯立芝以「鄉村律師」身份獲准進入律師界。憑借自己的積蓄和從祖父處繼承的一筆不大的遺產，柯立芝於1898年在北安普頓開辦了自己的律師辦公室。他從事涉及交易法的官司，相信為客戶服務時最好結果是庭外解決。他工作勤奮，名聲鵲起，使得地方銀行和其他行業也開始聘用他。
初入政界
在柯立芝時期，共和黨在新英格蘭居於統治性地位。與他的前輩哈蒙德和菲爾德一樣，柯立芝也在地方政界日益活躍。1896年大選時，柯立芝在當地為威廉·麥金萊搖旗吶喊。此年，他被選入共和黨市委員會。1898年，他競選進入市議會成功。柯立芝於所在選區排行第二，但前三名都會當選。市議會的職務雖無薪俸，卻給了柯立芝體驗政治世界的機會。1899年他拒絕了重新提名，改為參選市法務官。這是一個由市議會選舉產生的職位。他成功獲選1900年期的法務官一職，並於1901年連任。這個職務給了他更多的律師經驗，並支付600美元的薪水。1902年的法務官選舉中一個民主黨人當選，柯立芝也重返律師業。然而，不久以後，因法院書記員離世，柯立芝被選為代替他。這個新工作待遇雖好，但使柯立芝無法同時從事律師營業，結果他僅幹了一年就離職了。1904年柯立芝遭遇了人生中唯一一次公共選舉中的失敗，輸掉了北安普頓學區委員會的競選。得知一些鄰里投他的反對票是因為他沒有孩子在所競選任職的學區中上學後，柯立芝回應到：「也得給我時間(生)啊!(Might give me time!)」
1906年地方的共和黨議會提名柯立芝競選州眾議院議員。柯立芝微弱地戰勝了在職的民主黨議員，並前往波士頓參加1907年州議會的會期。任期第一年時，柯立芝在一個小委員會活動。他雖然基本上按黨派意志投票，但作為一個進步主義的共和黨員也投票支持婦女選舉權和聯邦參議員直選。在波士頓期間，他發現自己在黨內主要是和溫思羅普·M·克雷恩(Winthrop M. Crane)所代表的州西部派別意見一致，而與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的州東部派別時常對立。1907年二度當選。在1908年的會期中，柯立芝變得更加敢言，但還不是立法機構中的一個主要領袖。但是，柯立芝沒有再次尋求連任，而是返回北安普頓競選因民主黨籍前任退休而空下來的市長職位。他在北安普頓深受市民喜歡，並以1597票對1409票擊敗了他的競爭對手。在他1910-1911年的市長任期中，他提高了教師工資，贖回了部分政府債務，還設法稍微降低了稅收。1911年他重獲提名，並以一個較上次大一些的優勢擊敗了相同的對手獲得連任。
1911年，代表漢普夏縣的州參議員退休並鼓勵柯立芝竟選他所空出的職位以參加1912年州議會會期。結果柯立芝以很大的優勢戰勝了民主黨對手成為州參議員。任期一開始，他就被選為一個仲裁委員會的會長，負責調解位於勞倫斯的美國毛織品公司(American Woolen Company)工人組織的「麵包與玫瑰」罷工。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對峙後，公司接受了仲裁委員會提議的解決辦法，答應了工人們的要求。這一年另一件共和黨內發生的大事是西奧多·羅斯福的進步主義派和威廉·塔夫脫的保守派間的決裂。儘管柯立芝支持某些進步主義措施，但他反對脫黨行為。後來，當新成立的進步黨拒絕派出候選人參選參議院選舉之後，柯立芝以更大的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贏得連任。1913年的會期略顯平淡。這一年柯立芝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由他任主席的鐵道委員會上。因為當時的傳統是只任兩年，柯立芝已打算在1913年會期結束後就退休。但是，由於參議院主席李維·H·格林伍德(Levi H. Greenwood)考慮參選副州長，柯立芝決定再度競選以成為議院主席。儘管之後格林伍德還是決定參選州參院謀求連任，但柯立芝在克雷恩的幫助下擊敗了他，當選一個幾乎已經分裂的參議院主席。競選成功後的1914年1月，柯立芝發表了一篇題為《相信馬薩諸塞》(Have Faith in Massachusetts)的演講。在這篇日後被重印成書並經常得到引用的演講中，柯立芝總結了他關於政府的主張。其中這樣說道：「做今天的工作吧。如果這工作是去保護弱者，不管誰反對，都把它做下去。如果這工作是去幫助一個強大的公司，也做下去。做好被別人喊作頑固分子的覺悟，但不要真地當一個頑固分子。做好被別人稱為煽動家的準備，但不要真地當煽動家。當要像科學一樣革命時，不必猶豫;當要像乘法表一樣保守時，也勿須躊躇。別指望靠把強者拉下馬來為弱者撐腰。別急於立法。要給政府機會，讓他們能趕上立法的腳步。」柯立芝的演講受到歡迎，並由此引來一些崇拜者。任期快結束時，很多人建議提名他為副州長候選人。
1914年，他再度以更大的差額連任參議員，並全票一致通過當選參議院主席。當1915年任期快結束時，以安默斯特學院校友弗蘭克·斯登(Frank Stearns)為首的柯立芝的支持者再次鼓動他參選副州長。這一次，他接受了建議。柯立芝以副州長候選人身份參加初選，並被提名為州長候選人薩繆爾·W·麥考爾(Samuel W. McCall)的競選夥伴。在共和黨初選中，柯立芝始終得票領先，並作為代表西部利益的政客，和主要受東部支持的麥考爾一起確保了競選組合的平衡。兩人最終贏得1915年選舉;其中柯立芝以五萬票的差距擊敗了他的對手。作為副州長，柯立芝幾乎沒有什麼要做的工作。儘管是州長內閣中的一名當然成員，但與別州不同，麻省副州長並不主持州參議院。作為全職官員，自1916年起柯立芝就不再從事律師業。不過他的家人仍生活在北安普頓。1916年和1917年兩人又兩次連任成功(當時州長、副州長任期皆為一年)。當麥考爾決定他不會再角逐第四個任期後，柯立芝宣佈了他自己競選州長的打算。
擔任州長
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柯立芝被提名為1918年馬薩諸塞州州長競選的共和黨候選人。他和他的競選夥伴、州眾院議長和波士頓律師錢寧·考克斯(Channing Cox)的競選綱領基於前屆政府：保守的金融政策，對禁酒的模糊反對，支持婦女選舉權，以及支持美國參與歐戰。戰爭問題導致了選民—尤其是愛爾蘭裔和德裔選民—的分裂。柯立芝最終以16773票擊敗對手理查德·H·朗(Richard H. Long)當選。這是他所有州一級選舉中勝差最小的一次。
1919年，當聞聽波士頓警察局的警察將要組織工會的傳言後，警察局長埃德溫·U·柯帝士(Edwin U. Curtis)發表了一個聲明，稱將無法認同這種行為。當年8月，美國勞工聯合會正式承認波士頓警察局工會。柯帝士隨即宣佈警察工會的領導者違抗上級命令並打算撤換他們，但又聲言如果在9月4日前工會自動解散他就不會採取行動。波士頓市市長安德魯·彼得斯(Andrew Peters)說服柯帝士延遲他的撤換令。但柯帝士還是在僅多給了工會區區幾天期限後便於9月8日撤了工會領導者的職。
第二天，大約四分之三的波士頓警察走上街頭抗議。此前，柯立芝一直關注著衝突的發展，但並未干預。當日和次日晚間，失去法治的波士頓街頭發生了零星的暴力事件和騷亂。同情罷工的彼得斯命令國民警衛隊駐防波士頓，並撤了柯帝士的職。柯立芝因對彼得斯召喚國民警衛隊深感憤怒，終於採取了行動。他調集了更多的警衛隊，重新任命柯帝士為警察局長，並親自管理警察隊伍。柯帝士宣佈任何罷工者都不會被復職;柯立芝發佈命令宣佈重新徵召警察。
當日晚間，柯立芝收到了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人薩繆爾·龔帕斯的一封電報，其中寫道：「無論發生怎樣無序的事態，那都是因為柯帝士的命令否認了警察們的權利。」柯立芝公開電復了龔帕斯。這封公開電報(見左側援引段落)使柯立芝得到了全國性的注意。各地的報紙都報道了他的聲明，而他也成為捍衛公共安全的新英雄。這個時候，正是俄國、匈牙利和德國等地相繼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美國公眾對共產主義擴散感到恐慌的時期。因此，儘管柯立芝因為他的行動而失去了一些工會的朋友，但全國的保守派卻看到一顆政治新星的冉冉升起。
1919年州長選舉，柯立芝和考克斯被提名爭取連任。這個時候柯立芝的支持者(尤其是弗蘭克·斯登)已在全州乃至全國範圍內大加宣傳了他在波士頓警察罷工的對應措施，他的一些演講也付印出版。他的對手和1918年選舉相同，依然是理查德·H·朗。不過這一次柯立芝以125101票—約七倍於前次票差的優勢將其擊敗。他在警察罷工中的行動，以及他選戰中的大獲全勝，開始引起一些關於他將參加1920年總統大選的猜測。
1919年1月2日柯立芝開始他的第二任期時，歐戰已經結束。柯立芝推動議會給麻省老兵分發了100美元的額外補助。他還簽署了一項議案將婦女兒童的工作時間由54小時減小為48小時，稱「我們必須讓工業人性化，否則系統就要崩壞」。他簽署了一項保持稅率不變的預算案，同時削減了400萬美元的政府支出，因而部分償還了州債。
作為州長，柯立芝也動用過否決權。其中最為著名的一次是他否決了一項將議員收入提高50%的議案。1920年5月，他否決了一項違反憲法第十八修正案(即禁酒法案)，計劃允許銷售酒精度不大於2.75%的飲料的議案。儘管柯立芝本人反對禁酒，但他否決這項議案是迫不得已。他在否決咨文中陳述道：「意見和訓令都不能超越憲法。如果牴觸憲法，它們將是無效的。
副總統任期
1920年民主黨全國大會時，與會代表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州政黨會議(party convention)的方式，而不是初選(primary)方式選出的。因此，候選人們大都僅得到地方代表的支持，柯立芝也不例外。他雖然在票選中排到第六位，但有影響的黨派頭目們對他並無興趣。經過10輪投票後，共和黨選定沃倫·哈定為候選人。而當決定副總統候選人時，主要頭目們也拿好了主意：準備提名威斯康星州的埃爾文·林儒特(Irvine Lenroot)為哈定的競選夥伴。但是，來自俄勒岡州的一位名叫華萊士·麥卡門特(Wallace McCamant)的代表在閱讀了《相信馬薩諸塞》之後提議選柯立芝。他的建議迅速得到響應，柯立芝也出乎他意料地得到了提名。 以此相對，民主黨提名了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米德爾頓·考克斯(James M. Cox)競選總統;搭檔為時任海軍助理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競選中，加入國聯問題和如何對待尚未作結的進步主義運動的遺產成為兩個焦點。競選過程中，哈定以他俄亥俄州馬裡恩市(Marion)的家為主要據點，發起所謂「前廊競選」(Front Porch Campaign)。而柯立芝則跑到美國上南方州、紐約和新英格蘭等地拉票。大選在1920年11月2日舉行，哈定和柯立芝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贏了除南部地區外所有的州。他們還贏得了田納西州。這是重建時期以來共和黨首次贏得此州。
雖然副總統並無太多公職可事，但哈定還是邀請他參加內閣會議，這使得柯立芝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進入內閣的副總統。他還在全國各地演講，雖然沒有哪一次特別值得一提。
在副總統任期中，柯立芝和他活潑好動的妻子格雷絲常受邀參加一些小型聚會。在這些聚會中，柯立芝逐漸得到了「沉默的卡爾」這一名聲。大概從這個時期開始，產生了許多關於柯立芝的笑話和逸聞。儘管以作為技巧高超和高效的演講者而聞名，但柯立芝在私下場合幾乎不怎麼說話，因此常被稱作「沉默的卡爾」(Silent Cal，Cal即Calvin)。一個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是這樣的：一次，女詩人桃樂茜·帕克(Dorothy Parker)在一次晚宴中坐在柯立芝身邊，對他說;「柯立芝先生，我剛和一個朋友打了個賭，他說不可能讓你說出兩個以上的詞。」柯立芝回答說：「你輸(You lose)。」後來，據說聞聽柯立芝病逝時，帕克還說：「他們怎麼判斷出他死了的?(How can they tell)」柯立芝經常看似對華盛頓的時尚社會水土不服。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還要繼續參加如此眾多的宴會時，柯立芝答：「總得找個吃飯的地方吧。(Got to eat somewhere)」
柯立芝的沉默者之名在他當總統後依然持續不減。他後來提到：「總統的話份量太大，決不可恣意亂說。」柯立芝也清楚自己較他人顯得拘謹，但他實際上是刻意為之。他有一次對女演員埃塞爾·巴裡摩爾(Ethel Barrymore)說：「我想美國人希望他們的總統是頭沉默的驢。」不過，他死時卻是當時美國歷任總統中開總統記者招待會最多的，於其任期內總計達520場。他還是第一個在記者招待會上允許記者後續追問的總統。
總統任期
1923年8月2日，哈定在加州巡迴演講途中突然病逝。當時，柯立芝正在佛蒙特的家中。因為那裡既沒有電也沒有電話，柯立芝是通過信使得知總統死訊的 。柯立芝穿好衣服，念了一段禱文，然後走下樓梯，會見已經大批聚集的記者。8月3日凌晨2時47分，在一盞煤油燈的照明下，柯立芝的父親—時任州公證官—在家中的門廳裡主持了他的宣誓就職儀式。柯立芝隨後上床睡覺，並於第二天返回華盛頓。由於針對由州公證官主持總統就職儀式的合法性存在質疑，柯立芝在哥倫比亞特區最高法院法官阿道夫·A·霍靈(Adolph A. Hoehling)的主持下重新進行了宣誓儀式。(切斯特·艾倫·阿瑟繼任遇刺身亡的詹姆斯·加菲爾德時也遇到了一個多少相似的狀況。)
國家對於新總統的情況不甚了了;一些人預計柯立芝將在1924年大選中被取而代之。柯立芝任命他的副總統幕僚、馬薩諸塞州共和黨組織幹部愛德華·T·克拉克(Edward T. Clark)以及弗吉尼亞州眾議員、頗有經驗的聯邦官員C·巴斯康姆·斯萊普(C. Bascom Slemp)為他的總統秘書(相當於今天的白宮主管一職)。儘管許多哈定指派的內閣官員都醜聞纏身，但柯立芝聲明他將不會要求這些人辭職。他相信既然人們選了哈定作總統，他就應該繼續哈定的任期，至少到下次大選。
1923年12月6日柯立芝於國會重新召集時發表了演講，演講的內容大多附和哈定時期的主題，包括限制移民以及主張政府干預當時正在進行的賓夕法尼亞煤炭工人罷工。柯立芝繼任一個月之後，政府公告了《華盛頓海軍條約》，在國內引來良好反響。1924年5月，儘管被柯立芝否決，但國會還是通過了一項為一戰老兵提供補助金的法案。當年晚些時候柯立芝簽署了一項旨在排除亞洲移民的新移民法，但他也在簽署的同時附上了一個聲明，表示對議案限制日籍移民的不滿。在1924年共和黨大會召開前，還簽署了一項新的收入法案，其中降低了個人所得稅，提高了不動產稅並新增了贈予稅以強化交易稅系統。
1924年6月10日至12日，共和黨全國大會於克利夫蘭召開。柯立芝在第一輪投票中就被獲得最終提名。大會還於第二輪投票提名前伊利諾伊州州長佛蘭克·洛德(Frank Lowden)為副總統候選人，但洛德通過電報拒絕了提名。於是在第三輪投票中，前陸軍准將查爾斯·蓋茨·道斯(Charles G. Dawes)被選中為柯立芝的搭檔。道斯接受了提名。
隨後，民主黨全國大會於6月24日至7月9日在紐約召開。大會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最終，經過103輪投票後，各州代表最終通過了一個妥協方案，提名威爾遜時期的聯邦首席檢察官、後又任駐英大使的約翰·W·戴維斯(John W. Davis)為總統候選人，內布拉斯加州州長查爾斯·W·布萊恩(Charles W. Bryan，著名政治家和三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弟弟)為副總統候選人。此時，由於共和黨資深參議院羅伯特·M·拉佛萊特(Robert M. La Follette)脫黨另成立了進步黨與共和黨分庭抗禮，民主黨感到勝算大增。許多人相信，共和黨的這次分裂將使他們重蹈1912年大選的覆轍。
全國大會後不久柯立芝便被一次嚴重的悲劇打擊。他的小兒子卡爾文(Calvin, Jr.)在白宮網球場打球時磨出了水泡，隨後因傷口感染病逝。柯立芝自此變得愈發消沉。他後來曾說：「當他死時，作為總統的權力與榮耀也隨他而逝了。」不過，柯立芝還是抑制住悲傷，展開他的傳統式的競選活動。競選中，柯立芝從不惡意攻擊他的競爭對手，甚至都很少提及他們的名字。他只是通過演講(一些是通過廣播發表的)闡述自己的政府論。這很有可能是自1896年以來最為低調的競選，這大概既因為柯立芝的喪子之痛，也因為他天然的不願與別人衝突的性情。不過，其他候選人還是遵循更現代的方式進行了各自的選舉活動。最後，儘管共和黨發生了分裂，但大選結果卻幾乎和1920年如出一轍：柯立芝和道斯贏了南方州和拉佛萊特的家鄉、威斯康星州以外所有的州。他得到了250萬張普選票，比其他兩個競爭者的總和還要多。
柯立芝的任期正值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即所謂「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他的經濟政策常被人錯誤地援引作：「總的來說，美國人的事就是做買賣。(generally speaking, the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雖然一些評論家批評柯立芝是一個教條主義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理論家。歷史學家羅伯特索貝爾(Robert Sobel)則指出了一些基於柯立芝的聯邦主義觀念的歷史背景。他說：「馬薩諸塞州州長時，柯立芝支持關於工資和工作時間的立法，反對童工，於一戰中施加經濟控制，贊成工廠引入安全措施，甚至支持在公司董事會中加入工人代表。他當總統時支持過這些措施嗎?沒有。因為在1920年代，這樣的事情被認為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責任範疇。」 柯立芝和他的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的稅務政策的核心是：減稅、減少納稅人數。在這一問題上國會與政府取得了一致意見，美國人的稅務負擔也在柯立芝的任期內相應地得到減少。除了減稅外，柯立芝還提議減少聯邦政府開支和減少聯邦債務。為此，他拒絕簽署了一些已由國會批准的花銷。1926年，柯立芝還否決了麥克納利-豪根農田救濟法案(McNary-Haugen Farm Relief Bill)。該法案旨在允許聯邦政府購買農產品盈餘並在國外市場低價出售以確保國內農產品價格免於受到歐洲戰後復興農業的衝擊。柯立芝稱農業必須立足於「一個獨立的商業基礎(on an independent business basis)」之上，還說「政府控制無法和政治控制分離。」他支持赫伯特·胡佛的通過實現農業現代化、而不是操作市場價格來增加農民收益的建議。1927年，當國會再次通過麥克納利-豪根案後，柯立芝二度將其否決。「農民永遠掙不了大錢，」柯立芝，一個佛蒙特州農民的兒子，這樣說道，「我不認為我們能在這上面幫太多。」
柯立芝常因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時的對應措施而受到批評。這場洪水是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在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之前所遭遇的最為嚴重的一起自然災害。雖然柯立芝最終任命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負責災後救濟，他還是因為缺乏興趣由聯邦主導進行防洪而受到很多政治中傷。柯立芝認為親自走訪受災地區除了政治作秀外別無其他價值，而且這只能增加為救災所迫切需要的政府開銷。國會期望通過一項議案，以使聯邦政府能完全控制災後事務;而柯立芝則希望業主自擔大部分損失。當1928年國會通過了一項妥協案後，柯立芝拒絕將其歸功於他的努力，而只於5月15日在非公開場合簽署了該項議案。
柯立芝反對私刑和三K黨。在他的任期內，三K黨的影響力已逐漸減退。
儘管柯立芝不是一位孤立主義者，但他並不情願讓美國加入對外同盟。他把1920年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的大獲全勝看成人民對威爾遜所主張的美國加入國聯的一次拒絕。不過，柯立芝也並非完全反對國聯，只是認為當時國聯的構成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他並不提倡加入該組織。他傾向於讓美國加入永久國際法院(國聯下屬的司法機構)，但條件是法院的司法建議不具強制性。參議院最終於1926年有保留地贊成了加入永久國際法院。國聯同意了這些保留，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相應修改意見。參院對此未作回應，而美國也就再也沒能加入國聯。
柯立芝最著名的倡議是之後於1928年在巴黎通過的《凱洛格—白裡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也稱《非戰公約》。該公約要求包括美、英、法、德、意、日在內的簽字國「放棄以戰爭作為處理對外關係中之國家政策的手段」。美國於1929年批准了該公約。這個公約雖然未能實現其既定目標—戰爭的非法化，但確為二戰後的國際法提供了基礎原則。
柯立芝延續前任的政策，拒絕承認蘇聯。他還繼續支持墨西哥當選政府鎮壓叛軍，解除了對該國的軍事禁運，並任命其密友德懷特·莫羅(Dwight Morrow)為美駐墨大使。在古巴哈瓦那的泛美國家會議上，柯立芝作為美國總統出席。這是他成為唯一在任內出訪古巴的美國總統。雖然在柯立芝任內美國繼續武裝佔領尼加拉瓜和海地，但他也於1924年命令從多米尼加共和國撤軍。
柯立芝決定不再爭取提名參加1928年大選。他以文字方式像往常一樣簡潔地告知記者：「我決定不在1928年竟選總統。(I do not choose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1928.)」。他還進一步補充說：「如果我再干一個任期，我就得在白宮待到1933年...十年，比其他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在他的回憶錄中，柯立芝如此解釋他的決定：「總統這個職位給那些據有過此職的人們以及他們所愛的人帶來了巨大的代價。雖然我們不應該拒絕服務我們的國家或被她所徵用，但去嘗試一件我們感到只有超越我們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事情是危險的。」離職後，和格雷絲返回了北安普敦的老家，在那裡撰寫他的回憶錄。共和黨則在1928年大選時保住了白宮，總統正是柯立芝內閣的商業部長赫伯特·胡佛。
柯立芝對於選擇胡佛為繼任者一事態度冷淡。儘管如此，柯立芝也不願意公開反對人氣正旺的胡佛，以免共和黨再遭分裂之虞。代表們曾考慮繼續提名查爾斯·道斯為副總統候選人，但大會還是最終選擇參議員查爾斯·柯蒂士(Charles Curtis)為胡佛的競選夥伴。
人物影響
柯立芝是最後一個沒有試圖干預自由市場的美國總統，讓經濟週期聽其自然。在他的總統的職務期間，美國體驗了經濟狂長的一個期間，所謂的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柯立芝不僅能降低稅率，而且減少了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