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工姐夫
1……姐夫當初與姐姐相親的時候，母親就堅決不同意，說他沒有文化也就罷了，連個正經手藝也沒有，整日跟在村子裡樹販子的後面，四處轉悠著找樹砍；沒樹可砍的時候，就去做最累最髒的建築。我幫著姐姐勸母親，說姐夫其實也1……
姐夫當初與姐姐相親的時候，母親就堅決不同意，說他沒有文化也就罷了，連個正經手藝也沒有，整日跟在村子裡樹販子的後面，四處轉悠著找樹砍；沒樹可砍的時候，就去做最累最髒的建築。我幫著姐姐勸母親，說姐夫其實也不是一無是處，伐木工和建築工也不是人人都能幹的，最起碼要身體好，有力氣才是，在農村，有地可種，又能余出一份精力來出去多掙點錢，已經是不錯的了。母親沒吱聲，半天之後悶聲吐出一句：什麼伐木工、建築工，說得倒是好聽，在城市人看來，不過就是個最底層的民工！
母親的這一總結，讓家裡人沉默了很長時間，再也沒有人主動提起他們的婚事，連姐姐自己，也為此覺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給姐夫，自己就跟著陷入了社會的最底層，在父母面前，都翻不了身。姐夫聞言後，買了大包的東西，騎著摩托車，飛奔到我們家，要和父母「談判」。為了禮節，父母勉強將他留下來吃飯。以為他會像個男人似的，慷慨激昂地發表一番演講，將父母說服，但直到飯吃了一半，他也沒扯到正題上去。最後一家人面面相覷，不知這飯該如何收常而姐夫，則在這時，將一整杯酒一飲而下，然後便漲紅著臉，說：爹，娘，我保證，不管我這輩子吃多少的苦頭，我都不會讓小潭受一點累的。
就這一句，讓姐姐下定了決心，嫁給姐夫。而父母，也歎口氣，閃身放了行。
姐夫和姐姐結婚後，便很快生了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年，姐夫沒有出去打工，而是一心一意地守在家裡，跟在村子裡樹販子後面，四處找活幹。我那時正是年輕氣盛，書讀得不多，卻是個激進的環保主義者，看到姐夫一群人將那些大樹一棵棵伐掉，讓田野的小道變成一個個禿子，再也沒有了昔日綠樹成蔭的田園風光，便氣憤地指責他說：知道為什麼現在環境越來越差，你們在城市腳手架上幹活的時候，動不動就被風沙迷了眼睛嗎？你們這些砍樹的人就是罪魁禍首！姐夫當時正蹲在門口，將撿拾來的木頭砍成一段段，曬好了等冬天來燒，聽到我的嘲諷，詫異地扭過頭來，迷惑地看我一眼，然後便又回過頭去，拿起斧頭繼續砍著木頭。是到吃飯的時候，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才莫名其妙地對著搖籃裡的孩子，吐出一句：我就知道砍了樹，蓋好樓房，自己會有工錢，老婆和孩子也能在家裡過得好一點，至於其他的，咱哪能管得了那麼多呢。
而一旁的我，看著這個男人粗壯的大手，和輕輕晃動搖籃時的溫柔，突然就為自己的一腔熱血，紅了臉。
2……
等到孩子長到一歲多，可以省些力氣的時候，姐夫開始跟著外鄉的包工頭，到省城去幹建築。同在省城，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面。我曾經試圖打聽過他所在的建築隊，但每次都是徒勞，他們像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哪裡有豐美的水草，哪裡就是棲息的地方；等到一棟氣派的大樓拔地而起，城市裡的人蜂湧進去，他們這些為此流汗流血的人，卻被老闆用少量的錢，就打發走了。有時候他們也會經過，但不會像城市人，用審慎經濟的眼睛，判斷這棟大樓的價值，他們從沒有動過這棟大樓會屬於自己的心思，他們只是盡力地昂頭，回憶起那些在熾熱的陽光下，揮汗如雨的日子。
知道我們的生活，不會有任何的交集，所以便不再費力地尋找。我依然讀我的書，且為畢業後能夠留在這個城市裡，學會了吹捧諂媚、卑躬屈膝，亦懂得要在關鍵處，抓住一些有用的枝幹或是台階，讓低處的自己，能夠輕而易舉地登臨到那想要的高處。這樣的努力，最終讓我在兩年後，成功留在了這座城市，變成人人艷羨的晚報記者。
聽姐姐說，姐夫在知道我當了記者之後，興奮得一宿沒睡好，第二天便找到報社，要跟我見上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畢業的學校他也記不清楚，最後報社的門衛當他是個騙子，叫來幾個人，吼叫著說再不離開，就對他動武。姐夫拗不過這個理，要跟他們理論，但最終卻換來了一通拳頭。
我不知道姐夫有沒有為此抱怨過什麼，但他卻是自此再不來找我，亦不在工友們面前，提起我這個可以為他們打抱不平的記者。我忙於在領導們面前表現自己，根本無暇關注姐夫的生活。甚至後來有一次，他們的工地，就在離我們報社不到百米遠的地方，但我依然沒有去找過他一次，只偶爾從母親口中，得知在那裡，他的腳被從天而降的水泥砸傷了，捨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鄉接回家去療養。又因為拖著不去治療，只在家裡進行簡單的包紮換藥，差一點感染，將腳廢掉。
3……
我在聽著這些敘述的時候，總感覺像是在聽別人的故事，或者，像我所在的報紙上，每日都會發生的民工的侵權事件一樣。我已經習以為常，而姐夫，他也當是對命運給予自己的一切，習慣了吧，因為，當我打電話給他，表示一下慰問的時候，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說，沒啥，幹這個，磕磕碰碰，常有的事。
很多時候，他也真的將這些，當成了生活的常態。我們偶爾相聚，他講起工頭無理剋扣工資，工友發著高燒爬腳手架，逛超市時被服務員賊一樣盯著，公交車上城市人厭惡的眼光，所有這些，他像姐姐講家長裡短一樣地語氣淡然，而我這個在他們眼裡出人頭地的記者，不僅無法給予這個男人，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反而會刻意地與他，保持著距離，似乎離得稍稍近了，他的那些麻煩，便會很快地傳染過來。
但我還是因為他，惹上了麻煩。那時他剛剛新換了一家工地，交了一個據說對他很好的工友，那工友在工地上開卡車，每次回來，都會用逃過路費的錢，給他捎一兩盒煙，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兒。不久後這個工友晚上開車拉沙子，在一段路上因為沒給另一輛很有「背景」的車讓路，被那夥人強行扣下，不僅砸爛了所有車窗上的玻璃，還將工友打得鼻青臉腫，最後又扣了他一晚之後，才放了行。工友回來後自然又是被老闆好一頓批，還扣掉了一個月的工資作為毀車的補償。姐夫聽說之後氣不過，說無論如何也要為朋友出這口氣。
他首先想起的，當然是做記者的我。當他在嘈雜的街頭，給我打公話的時候，我正在趕一個領導的會議稿子，聽他在那端義憤填膺地讓我給他工友討一個公道，我便生了煩。我說這樣的事情，我要去採訪，還得徵求社裡的同意才行，否則如果涉及一些人的利益，採訪了也發不出稿子來，等於白白找麻煩。電話那端的聲音，顯然有些失落，說，那打電話給電視台，讓他們給曝光一下行不？我冷笑：你以為電視台是咱私人開的啊，讓他們幹啥就幹啥？現在這社會，誰不是盡力躲著事走？跟這樣的人打關司，你既打不起也打不贏，更沒有那個時間和精力，最好的辦法，是吃點虧，吸取點教訓，以後遇到這種人，讓一讓，惹不起，難道我們還躲不起嗎？
姐夫終於在我的一通訓裡，沒了話說，最終，他只沮喪地「嗯」了一聲，便將電話掛斷了。
4……
我不知道最終姐夫怎樣對他的工友解釋的，他又怎樣盡自己微薄的力量，疏導工友心中的忿懣，我只知道，此後的姐夫，再也沒有因為工地上的事，打擾過我。而我們，在這個城市裡，像彼此互不相干的路人一樣，各自生活，身在咫尺，心在天涯。
姐夫的女兒，已經長到4歲了，還沒有見過高樓大廈。我領她去市裡玩，指著一處正在修建的大樓，告訴她，這就是高樓。小傢伙突然停住了，仰頭看著上面來來往往的工人，問道：小姨，那上面有爸爸嗎？我抬頭，看腳手架上頂著烈日，迎風乾活的農民工，他們在高空裡，為新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帝王大廈」，緊張地工作著，但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時間，像廣告橫幅上打出的那樣，有君臨天下的豪邁。甚至，連低頭看一眼地上悠閒行人的空隙，都沒有。
當外甥女又搖搖我的胳膊，問一句：爸爸在上面嗎？我將她抱起來，說，小雨怎麼知道，爸爸會在上面工作呢？她聽了即刻開心起來，拍手道：媽媽說爸爸是蓋大樓的英雄呢，小姨，我可以喊喊爸爸嗎？我一怔，隨即吻吻她的臉蛋，柔聲說：當然可以，雖然你看不見爸爸，但是爸爸能夠聽到小雨的呼喚呢。
那個秋日的午後，我抱著小雨，站在一處機器轟鳴的大樓前，聽她一遍遍地仰頭喊著「爸爸」。我看見高高的腳手架上，許多的男人，側過身來，凝神注視著我們，那樣一個定格的瞬間，像是電影溫暖的一個鏡頭，永遠地，刻進了我的記憶。
後來有一天，我住進報社新蓋的職工宿舍樓，在床頭的一側，我看見一抹血跡，因為剛剛粉刷過，那血跡，還很清晰，我知道過不了多久，它就會淡若無痕，連同那些流在鋼筋水泥裡的汗水，一起被居住在其中的人，淡漠地忘記。
可是，人會忘記，但城市不會。那些聳立的高樓，閃爍的霓虹，供我們憩息乘涼的大樹，便是這個城市，對於像我姐夫一樣的民工們，最永恆的銘記。